毛宁被扎，记者被打。和所有的类似事件一样，打人的人与毛宁无关。其实在数次名人与媒体的冲突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名人身边的人一时冲动或一意孤行所造成的。本报记者在事发之后采访了一些圈中人士，很多人对这一话题讳莫如深。名人身边到底是一群什么人？为什么总是他们在一些不该出手的时候大打出手？

　　毛宁是牺牲品

　　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知情者说：“毛宁的事情反映出音乐行业操作人员不熟练，毛宁是音乐产业不规范操作的牺牲品。事发那天，如果毛宁身边有一个企宣或别的人专门接待记者，对记者客气一点，说声对不起，然后和记者协商：‘今天事情太突然，能不能在稍晚些时候再安排采访拍照’等等。记者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会刻意与毛宁过不去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艺人宣传都是给媒体发一个通稿，简单了事。”

　　普涞公司的总经理陈戈说：“好的经理公司会根据艺人的特点去宣传、包装，达到艺人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毛宁的事情在处理上不太合适，很着急地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又与事实不符，这就是属于着急跳出来犯的一个错误。当大众发现一个艺人宣传的和实际不一样的时候，这个艺人的前途也就毁了。”

　　另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整个事件毛宁显得很无辜，他在病床上昏迷不，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身边的人做的。”那么，谁是名人身边的人？有名人出现的地方总能看见一些人在为他忙活，一般来说这些人被统一称作是经纪人。但具体解释什么叫经纪人，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可是一直以来，名人身边的这些人不是和名人发生利害冲突就是和媒体发生冲突，让人感觉到娱乐圈很乱，事实是这样的吗？这些被统一称为经纪人的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和名人是什么关系，他们在为名人做什么？

　　国外经纪人惊呼：“你们原来就干这个！”

　　在采访中，多数业内人士都谈到目前的娱乐市场的不成熟。一位专业人士说：“国内艺人与公司签约，一般都是所有的约签在一起，而在国外，一般是唱片约和经纪约分签两个公司，因为如果把所有的约全部签在一个唱片公司，那么就没有第二个人为他争取权益了。”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音乐经纪人研讨会”上，当国内某经纪人说到他为艺人定机票、买盒饭时，国外的经纪人惊呼：“你们原来就干这个！”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某资深娱乐记者说：“明星身边的人应该有经纪人和经理人之分，经理人只有公司才能胜任，个人是不能做经理人的，个人只是做服务性的工作，不可能自己经营。现在国内娱乐圈经理人和经纪人不分，很多时候是在投机，找到个空子就挣钱了。大国际唱片公司企划制作部的尹青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真正的经理人应是把艺人当作一件商品，把他设计好以后推到市场上去，具体行的人叫助手，管理人员叫经纪人。”

　　但是据了解，在国内很多艺人身边的人不但是经纪人和经理人职能混乱，甚至有一人包打天下的事情发生，甚至在有的时候，经纪人还兼做艺人的保姆或保镖。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内人说：“目前艺人身边的人不管干什么的，一般都叫经纪人，他们的来源渠道广泛，素质良莠不齐。许多唱片公司的老板不曾受过规的专业教育，大多数老板从文化部门的行政人员或演艺界的从业人员转业而来。”普涞公司的总经理陈戈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相当于餐厅大厨当上餐厅老板。”乐评人江小鱼的看法则更直接，他认为：“演艺在国内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整体的从业人员素质是鱼龙混杂，从哪儿来的都有，根据各个职能的重要性找不同的人，比如像财务，就交给亲信的人，大姨妈什么的。”

　　据记者了解，也许是由于缺乏专业人员，行业分工也不很规范，一个对外身份为经纪人的人往往身兼数职。歌手满江的经纪人梁王月对经纪人尴尬的现状深感无奈，她说：“国内现在的叫法很乱，有时候叫助理，有时候叫经纪人，叫什么的都有。现在有的公司在学国外的做法，学多学少不一定，但学了总比不学要好。”

　　娱乐圈的定时炸弹

　　众所周知，经理约和唱片约签在一家公司公司与艺人之间形成利益的对立，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采取这样不规范的签约方式也属于无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唱片的盗版现象太严重。市场上销售的唱片有些是盗版的，唱片公司通过出唱片根本就不可能赢利。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出于无奈，唱片公司只好通过让艺人演出、拍广告来弥补在唱片上的损失。即使国际著名唱片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也不得不放弃了国际惯例，做一些妥协。

　　业内部分有识之士认为：“由于缺乏良好的行业运作规范，娱乐行业内缺乏相对的约束，没有可靠的信誉保障。艺人与他们经纪人、经理人的关系就像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触即发。在娱乐圈里，艺人跳槽、与经纪人解约就意味着经济损失，有的时候是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新的经纪人与旧的经纪人有矛盾，艺人与自己的经纪人有冲突，严重的时候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艺人违约跳槽事出有因，但不可避免地都会给他的经理人带来损失。北京青春鸟影视艺术发展中心的董事长陈丽卿女士对此有切肤之痛，去年，她与第一代青春美少女的官司输了，她说：“花了810万哪！本来签了9年的约，准备头3年投入、捧红，后3年投入与回报持平，最后3年赢利，谁她们3年刚红就走了，还反告我。这场官司不只是经济上的失败，以后谁还敢再投资？！”(《青年时讯》记者范晓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