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讯：尽管受到好莱坞的冲击，澳大利亚影视业在政府资助与从业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在纪录片领域，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仅独立制片公司平均每年拍摄的纪录片就高达139部，价值约3700万澳元，且多部影片获得了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国际大奖。

　　作为本次国际艺术节的活动之一，11月16日至12月1日，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将在上海 图书馆免费放映7部近期制作的澳洲纪录片。昨天，晨报记者专访了代表澳大利亚参展的著名纪录片导演鲍伯-康诺利。

　　纪录片成功三要素

　　从70年代投身专业纪录片创作至今，鲍伯·康诺利至今已完成了近60部纪录片。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关注人物的内心。比如2001年制作的《音乐面前》讲诉悉尼大学音乐系主任安·博伊德在经费削减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为维持学生们的基本教育水准而拼搏。而为他带来多项国际声誉的《政党叛徒》则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了悉尼莱卡市市长竞选的幕前幕后。

　　鲍伯·康诺利认为想要使纪录片具有感动人的力量有三个要素，首先，制作者必须敞开心扉，不要带着自己的假设和偏见。其次，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不要去干涉被访者的生活，不要让被访者重复所说过的话，应该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舍得花时间。鲍伯回忆道，以前在电视台每天都要讲一个故事，而现在三年才讲一个；以前为了节省时间，会一边架机器，一边向被访者提问，而现在会先拍，再从中提炼需要的东西。咬给你食物的手

　　澳大利亚纪录片之所以能呈现目前百花齐放的局面，与澳洲政府从政策到资金的支持密不可分。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每年会根据选题、制作力量、社会效益等因素资助一部分导演，大约每部提供30万—35万澳元的制作经费，而且有两家政府电视台定点播放政府资助的纪录片。

　　记者感兴趣的是当收益和播放渠道不成问题以后，纪录片工作者是否还有纯粹公正客观的创作动机。鲍伯·康诺利表示虽然他的纪录片是由政府资助的，但并不会因此而限制自己的选题，比如《政党叛徒》就揭露了市长竞选中的种种勾心斗角，他形容这有点像咬“给你食物的手”。

　　将DV进行到底

　　谈到中国纪录片，鲍伯认为正在蓬勃生长，而且潜力十足。“开始注重了观察性，而不是简单地评价对错。”他提到一部叫做《姐姐》的纪录片，通过普通农村家庭中一对姐弟的遭遇来表现女性地位的改变。鲍伯表示以前提到中国仅会想到红色、革命，现在从这些纪录片中已经开始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丰富的情感生活。

　　而对于在年轻人中流行的DV热潮。鲍伯用这是一场革命来表达自己的兴奋。他说自己的两个女儿正在澳洲念书，已经会用DV和手提电脑制作片子了。他表示DV的革命性不仅表现在更多人可以动手拍片，还在于媒体已经采用了他们的片子。不久前美国一位普通观众就将一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的场面拍摄下来，并在电视台播出。鲍伯认为纪录片就像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而DV的出现使这样的镜子越来越多。(实习记者黄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