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您平常在家都穿什么型的内裤？”徐熙娣(小S)问，她是“康熙”的“熙”。
“我在家、在外面都穿一样的内裤。”连战回答。
“是四角的吗？”
“对。”
“会比较高腰一点吗？”
“蛮高的。”
2004年3月3日，台湾“大选”前17天，连战一家四口参加中天电视台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录制，面对小S 关于“内裤”等私人问题，他从容应对。得知连战要上《康熙》，陈水扁阵营立刻在另一家电视台安排了一场与台湾七年级学生对话，并且指定要跟连战的节目同天播出。这场政治人物电视秀比拼的结果是，连战的节目以1.29%的收视率击败了陈水扁的0.52%收视率——超过一倍的人选择看连战的“四角内裤”。国民党“立委”顺势打出口号：“穿四角内裤，投票给二号连战。”
后来，连战特地感谢《康熙》的制片人詹仁雄：“那期《康熙》对我的选票很有帮助。”
这场败仗一直让绿营耿耿于怀，今年，吕秀莲特地在自己生日当天上《康熙》录制了一期节目。在节目中，她也学习连战不谈政治只谈生活，甚至透露自己曾经注射过肉毒杆菌以消除皱纹。
今天不谈政治
詹仁雄将连战上《康熙》看作节目的第二个转折点，他说：“我们找连战来上的时候，节目就换了一种状态。我们开始挑战权威，也在颠覆一些观众既定的预期。”除了“四角内裤”的问题，小S还问连战：如果儿子带着一个男人回家，说是自己的“男朋友”，你会有什么反应？连战表示：“我会以比较开阔的角度面对，绝对不会说这是‘天谴’啦！”。这段对话的背景是，2003年，吕秀莲曾表示，艾滋病者是遭“天谴”的，这在台湾社会引来一片谴责之声。小S接着追问：儿子和 “男朋友”是否可以“舌吻”？连战回答：“那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连战那期节目名为《今天不谈政治》，被分成了上下两集播出，全部时间只谈家居生活、夫妻恋爱、初吻经过，绝口不提政治。这期节目的观众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创下了《康熙》的新收视纪录，之前的纪录由许纯美那期节目保持。
《康熙》于2004年1月5日首次播出，当时的全名是《奇怪十点档——康熙来了》。第一位嘉宾是李敖。李敖声称：“我知道蔡康永和小S都是以敢问著名的人，所以一定要由我来上节目被专访，才抵挡住他们的问题攻势。”当时李敖刚刚动过下体手术，在节目中他主动拿这件事开玩笑：“我可是包了成人尿布，外加三片卫生棉才来的。”他还在节目中对前妻胡茵梦破口大骂。李敖的肆无忌惮，蔡康永的玩世不恭，小S的古灵精怪，一下子让节目吸引了众多眼球，并为今后的定下了基调。
这个基调就是：让名人回归为普通人。“我觉得我的嘉宾在生活中是以什么样子出现的，我就要他以什么样子出现。有些人平常很三八，到这里假正经，就要把他三八的样子播出来。”蔡康永说。他和小S的目标是，“让名人撕下，至少是撕下部分面具”。
《康熙》的第一个转折点是许纯美，那是这个节目第三次播出。当时，许纯美还是出现在报纸社会新闻版上的人物，因为抛弃亲生女儿而出名。小S回忆，录制节目前“做好准备要就她抛弃女儿的事情大吵一架”。她没想到许纯美竟在节目中大讲自己的穿衣品味、炫耀“我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教人如何吃法国菜，抛弃女儿反而成为一个次要话题。一夜之间，许纯美从社会罪人变成了一个娱乐头条人物，她在节目中冒出的许多“许氏名言”迅速在网上传播，“上流美”的外号也不胫而走。
许纯美这期节目的收视率是0.7%。台湾2300万人口，却拥有5个无线电视台和64个有线电视台，加上通过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接收的外地节目，一般的台湾家庭能看到90个到120个频道。通常，0.5%的收视率是台湾一个电视节目的及格线，一个刚刚开播3天的节目，能取得0.7%的收视率，在台湾近年的电视业中可算是奇迹。
目前，《康熙》每晚的收视率为1.2%-1.3%，每周吸引了超过500万的观看人次，是台湾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台综艺节目。
当蒋经国的大孙子蒋友柏获邀参加《康熙》，收视率达到了2.2%，“蒋友柏在台湾人心里就跟王子一样，女生都想认识他，而他完全颠覆大家对他的印象。”小S说。这期节目名为《王子的真实世界》，观众对小S在节目中的捉弄和吃豆腐非常受用，节目让“王子”回归平民状态，同时也成为了《康熙》继许纯美、连战以来的第三个转折点，标志着节目进入高峰期。
中天电视台属于竞争最激烈、淘汰率最高的有线电视台战团。“中天”将《康熙》安排在周一至周五的10点档，一年要播出超过200期节目。尽管播出量巨大，《康熙》却从不缺少来上节目的明星。
“最想不到的是刘雪华，麻将是主业，演戏是副业”、“以前受传闻影响，觉得林志玲很做作，看了《康熙》之后才发现她是一个天生淑女”、“本来以为徐锦江和他的长相一样凶猛，没想到那么纯良温情又有才华”、“原来许纯美也没有那么病态”、“本来觉得萧蔷是个淑女，起码优雅，但是看了《康熙》之后吓了我一大跳，她太做作了”、“以前看香港报道，觉得张柏芝有些神经质，看节目发现她也是小S那一族的，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黄磊的确是个才子”……对这些在《康熙》中被“打回原型”的明星，观众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很多过气明星恢复了第二春，越来越多的明星排队等着上《康熙》。
真情下台，搞怪当道
《康熙》其实最初的想法是“康来了”。
詹仁雄是另一个著名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创始人。9年前他制作的《我猜》，将吴宗宪从二线主持人捧成一线，吴宗宪每小时的收入也从5000元新台币飙升到25万新台币。带着《我猜》居高不下的高收视率，詹仁雄又帮中天电视台制作了年轻妈妈、装潢、娱乐等几档节目，都在激烈的有线电视收视率竞争中败下阵来，他把原因归结为“总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
2003年，在几次失利之后，詹仁雄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先确定一个自己信任的主持人，再根据这个人的特质量身定做一个节目。他认定了坐在马桶上跟嘉宾聊漫画的蔡康永。
当时，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正处于转折期。台湾电视业始于1962年4月由台湾省政府与多家日本公司合资成立的台湾电视公司。受日本电视影响，以歌舞为主的综艺节目成为台湾电视的重要节目形式。1970年代，张小燕凭借《综艺一百》成为“综艺大姐大”，并确立了延续至今、以主持人为核心的节目运作方式。二张一胡(张小燕、张菲、胡瓜)是那个年代的三大顶尖主持人。1990年代，台湾放开了对有线电视台的禁令，大量有线电视台相继成立，三大主持人的身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水涨船高，每小时收入都超过了20万新台币。进入21世纪，吴宗宪异军突起，他放低身段、丑化自己，以平民化的姿态和大胆的话题争得大批观众。
到2003年前后，除了张菲和胡瓜，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基本分为张小燕阵营和吴宗宪阵营。张小燕阵营在过去30年为台湾观众建立了喜爱综艺节目的收视惯性，吴宗宪阵营则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蔡康永和徐熙媛、徐熙娣姐妹是当时为数不多游离在两大阵营外，却拥有一定固定观众的主持人。
当时蔡康永正主持《真情指数》和《两代电力公司》。他在《真情指数》里正襟危坐，“上一集采访成龙、下一集就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两代电力公司》则主要讨论“台客”、“劈腿”、“名牌”等年轻人话题。
一个电话之后，詹仁雄和蔡康永坐下来，开始了长达三四个月的争辩过程，“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节目应该是什么样子，该去采访有趣的普通人还是有趣的名人，是蔡康永一个人主持还是两三个人一起主持。”詹仁雄回忆说。
在台湾，一个节目从策划到推出基本上在一两个月内，有的就是在开播前一两个星期做出的。《康熙》却用了三四个月沟通。但除了敲定了“康”后面的是“熙”之外，还是没有人知道《康熙》究竟应该干嘛。“一开始我跟小S录影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詹仁雄会那么勇敢。”蔡康永说。
10年前徐氏姐妹刚出道时，“观众还是会真的很注意歌星有没有唱歌、表演”。即使在5年前，明星们也还可以在张小燕的《超级星期天》里安全地阐释自己8小时内的工作。随着娱乐业包装手段的日益成熟，明星们在密集的电视频道上重复着千篇一律的人生经历、演艺心得，观众厌倦了虚伪的公关稿。2004年，一手捧红了台湾众多明星的张小燕王牌节目《快乐星期天》，在播出10周年的时候正式停播，张小燕还表示今后淡出综艺圈。损、贱、夸张的风格开始成为综艺节目的新主流。
詹仁雄和蔡康永试图把注意力放在“烂了大街”的明星之外，将收视希望寄托在专门帮人讨债、帮死人化妆等特殊职业者上来。结果收视率证明，观众还是喜欢看明星。蔡康永说：“电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赏心悦目人家就是愿意看。看名人在电视上出现，也是观众在建立自己跟社会的关系，原来这个人我认识，知道谁谁谁原来也跟我看同样的电视剧、谁谁谁原来也喜欢打麻将。”最后“康熙”达成的共识是：不管采访谁，他都必须说“人话”，不要场合话，也不要来讲公关稿。
《康熙》开始找一些奇怪的艺人，“奇怪”的意思就是不温良、不恭谨、不礼让。《康熙》不需要主持人为对方的人生整理出全部的脉络，也不会关心一个人是怎么长大的，甚至没有通常节目的起承转合，蔡康永说：“红得要命的少女，人生有多少故事呢？你还不如跟她聊聊喜欢哪些男明星。”发现这个逻辑以后，《康熙》开始找到自己的趣味。他们将明星的范围扩大到了名人，将台湾原本与娱乐圈有重合的上流社会、政治人物都一起拖到了明星的行列之中，扩宽可以娱乐的范围。大家也渐渐觉察到，原来政客也可以是艺人，艺人也可以是奇怪的人群。内地明星水土不服？
“你在大陆的Fans对你作出最疯狂的举动是什么？”“是会在楼下等你们，还是上楼敲你们家的门？”詹仁雄说这就是他们的编导提出的问题。在王刚的记忆中，问题不是这样的。刚刚就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副会长的王刚，在就职大会上公开批评过提出这些问题的编导“年纪轻轻的，怎么能够问出口的？”
当时，王刚和张国立、邓婕夫妇一起到台湾，为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做宣传。王刚表示，他们的愤怒肯定不仅仅是因为以上两个问题，对方究竟问了什么“下流”的问题，他说跟张国立一起回忆过，但都记不太清楚了。他说当时两个小女孩到台北他们所住的饭店做预先采访，先采访的是邓婕和张国立，他推门进房间的时候，发现气氛不是太好，两个人在问邓婕和张国立一些问题，有些话他在旁边听不惯就插嘴了。张国立也说了这样的话，三人当即表示不参加这个节目了。
王刚是发表了对《康熙》“低级下流”的不满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节目如此“火爆”。“你看我是名人，我偏偏在现场可以放屁，在文明社会所不齿的行为，拿到电视屏幕上向公众展示。但是这是一种好现象吗？”
王刚认为，一个节目应该有自己起码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能拿伦理来开玩笑，不能过多地挖掘所谓的嘉宾隐私，“难道离开性，难道离开伦理，对伦理道德的挑战，就没有可谈的了吗？”对于观众对这些“低级趣味”的喜爱，他觉得作为文艺工作者，绝对不能去诱导、迎合这种低级趣味。“当然并不是指名人所有的隐私都不能问”，王刚认为如果能给人以启发，如果能给人良性引导，这样的隐私也是可以问的。
而关于底线，詹仁雄以连战为例，内裤和同性恋在台湾都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大家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同，所以问一个政治人物对此事的观点，没有人会认为是离谱的事情。如果说“康熙”有什么忌口不能问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每个名人的“痛处”，所以在来宾访谈之前，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哪些东西不想谈？
被批评为尺度很宽的小S就是遵守着这种底线，她绝对不会问出让来宾真正尴尬的问题，比如她肯定不会去问一个不红的艺人，你现在不红的感受。牵涉到礼貌、人身攻击和可能让对方难堪的问题，就是她发问的底线，这要根据明星自己的开放程度而定。
蔡康永则认为，世界上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综艺节目，生活得很舒适的人在人生中就会笑了，只有人生出了问题的人才会需要综艺节目。台湾电视最大的问题是“太大人了”，或者全世界的电视都“太大人了”。学校的管理者是大人，课本的撰写者也是大人，30多个电视台、70多个频道，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以大人为出发点，不断通过这种放松的手段来教化孩子好好学习、结婚生小孩、学习成功人的经验，“我非常受不了这一套”。
在节目中讨论性、劈腿、用名牌，蔡康永认为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对电视节目的底线在于，主持人去吹捧每一个来宾，从头到尾称赞这些人有多么厉害，给观众错误的引导，也让这些嘉宾越来越虚伪。比如《康熙》里他和小S惟一震怒的一次，似乎采访一个有黑道背景的政治人物，“我非常不喜欢那个人，小S也一直跟他对冲，两人偶尔会激怒，后来我说再也不要访问有黑道背景的人。”如果是一个品味很差的人来上节目，对社会是没有伤害的，可是如果黑道被《康熙》包装成了比较可爱的人，那就是他无法容忍的。
如果某个明星很爱讲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冠冕堂皇的道理，那么这期节目可能会从通常的50分钟录制时间增加到80 分钟，以便编导将这些“人生经历”和“人生观”剪掉，留下观众喜欢的、有趣而无聊的部分。
“在《康熙》里我们常常会点到为止，不希望观众太沉重。”蔡康永举例说，有次一个非常红的女星，聊起自己做妈妈的心得，聊了一下就忍不住哭了，她说自己忙拍戏，把自己的女儿丢给婆婆来照顾。如果是在《真情指数》，他一定会追问下去，但在《康熙》里他们就会放过去，“妈妈想到女儿哭一哭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把它搞成一个很沉重的节目。有些节目一定要把别人搞到掉泪，好像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生经验。”
蔡康永说自己有时候录制《真情指数》，会带着一种很厌恶的心情。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人说话是否沉闷或是无趣，他厌恶的是这些人在电视面前都让人感觉是一个好人。“也许他很成功很有名，他会在电视上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可是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恶心的人。不管你在节目中如何努力在揭穿他的真面貌，最后节目播出来大部分观众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我们充其量可以在言词上有所保留，不把他讲得那么神圣，但观众看不懂这些讯息，他们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人、一个伟人。 ”
所以他宁愿录制“无聊”的《康熙》，也不愿意录制“人文气质浓郁”的《真情指数》。袁蕾 张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