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从《第九个寡妇》中“像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到《小姨多鹤》中美丽、坚韧、低调的日本女子多鹤，在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中，总会让人感觉到人物塑造的丰满与厚实。日前，严歌苓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这是她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重磅作品。记者通过作家出版社采访了严歌苓，她表示，父亲在临终之前一直想让她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书，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把《陆犯焉识》拿给他看，这成了她心中最大的遗憾。

　　初衷 想写关于祖父的小说

　　记者：小说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严歌苓：《陆犯焉识》是我多年来很想写的一部小说，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会通过它来转型。童年时，我的祖父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很“神”的人。后来到美国留学，我去了他曾经留学的学校，情不自禁地开始了解他、调查他、研究他。直到十几年前，我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关于他的作品呢？虽然小说主要靠虚构，当然，这部小说的创作也90%是虚构，另外10%，就是我从小到大积累起来对祖父的印象和理解，两者拼凑成现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

　　记者：这本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与你之前很多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写人物，就是把他写得丰富独特，这是一个基本创作规律。

　　记者：在你的作品里，女性都很善良，比如《小姨多鹤》里的“多鹤”，而男性往往有很多弱点，比如《十三钗》里的士兵，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严歌苓：可能跟我自己是女性，我不能走出自己的局限有关吧。但我对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服气，《红楼梦》里的女性每个人都有可爱的地方，每个人都让人爱死了，而男性只有贾宝玉还比较可爱。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和曹雪芹都这么爱女性，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觉得陆焉识有很高贵的人格，有批判精神，他最后能用自己的形式弥补妻子。

　　记者：听说你整部作品都是用电脑敲出来的？

　　严歌苓：对，敲了40多万字呢。它是我第一部用电脑打字完成的作品，电脑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脑子里形成的句子和想法不够成熟就用指头打出来，打完之后，就会感觉这怎么和我脑子里想得相差这么远呢，脑子还没传达到就敲出来了，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敲来敲去还是达不到跟在纸上写的一样。虽然我现在打字已经非常快了，但很多时候我还是觉得没有用笔写那么灵敏和准确。

　　遗憾 无法送给父亲的礼物

　　记者：小说中的丰富细节是如何得到的？

　　严歌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长辈们讲家里的亲戚朋友时会说到很多细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我很爱听故事，有时我会追问，他们就会进一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作家，不仅要在现实生活中搜集细节，还要想象，一旦创作出一个人物形象，就要根据这个形象设想他为人处世的细节。所以我觉得想象力是作家首要的素质，如果没有想象力，了解再多细节都是没用的。

　　记者：《陆犯焉识》中的“犯”是什么意思？是一种隐喻吗？

　　严歌苓：出身于中国书香家庭的孩子，特别是长子，都是没有什么自由的，这是我的经验。陆焉识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辈子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自由的，他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被一个无形的枷锁套牢。后来他回忆起在青海时的流放生活，他一步步颠覆自己对自由概念的诠释，但是一辈子他都在渴望自由。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而且他对妻子几度不忠，他有一种负罪心理，所以用“犯”是比较恰当的。

　　记者：你在写这个故事时有没有什么避讳的地方？

　　严歌苓：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年代，写一个人浪漫，写一个人不忠，很多东西都要用理解的眼光，用宽容的眼光，而不是进行道德评判，这是文学和其他文字形式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非英雄更动人”，浪子回头更动人，人有时候挣脱的实际是挺美好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就会发现原来我错过了。这本书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本想将它献给父亲，爸爸临终之前说，我很想读到你写爷爷的作品，但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勇气拿给他看，我想把这本书印漂亮了捧在手里给他看，没想到他再也看不到了。

　　纠结 不敢看被翻拍的作品

　　记者：你的小说文字平实简洁，是不是跟做过编剧有关？

　　严歌苓：随着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及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过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现在的追求是要把语言和感觉完全写对了。你要诚实地问自己：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如果不是这样想的，就反反复复地改，而不是矫情地让人看你的文字多漂亮，我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

　　记者：如今的影视文学越来越主流，相比之下，文学还有语言优势吗？

　　严歌苓：当然有，文学要靠影视来展现，但文字的华美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如果一段文字不用似乎、仿佛来体现文字的寓意，而是有本身朴实的意向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高级的文字。影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面临的挑战，因为电影占有的是最最先进的媒体、声音、图像和故事等。

　　记者：《一个女人的诗史》被搬上荧屏，如今的《陆犯焉识》感觉像是一部男人的史诗，是不是也要搬上荧屏？

　　严歌苓：是有一些影视公司想跟我谈合作，但这是一个比较难改的故事，时间跨度那么大，剧本不是那么好写的，所以我想再等等。幸运的是，我每部作品出来，很快就有好几家公司找上门来签约，而我的不幸也正在于此，很多作品被买去之后才发现很难拍，不拍了，放那好几年，还有一种就是拍完之后你根本不认识它了，甚至觉得哭笑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好事的背面一定是坏事，没人来买未必是坏事，被人买去了未必是好事，唯一的好事是他给你一笔报酬。

　　记者：你之前被拍成影视剧的作品，哪一部让你最满意？

　　严歌苓：我觉得陈冲的《天浴》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天浴》用童话的调子拍了非常苦难的故事，尽管规模非常小。有些翻拍作品我还没看到，比如《幸福来敲门(微博)》，有时候不是没有时间看，而是不敢看，感觉会惨不忍睹，有时候过了两三年再看，我反而觉得挺不错的，如果马上看，弄不好就会有心酸抓狂的时候，让人很纠结。

　　记者：你有没有关注一些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年轻人写作带有时尚感，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严歌苓：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的书，而年龄稍大的人喜欢严肃的文学，和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读书，因此他们搞创作就成了时尚。

　　记者 齐书勤

(责编： s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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