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话剧界又频频传来对好剧本的呼唤之声。北京人艺甚至愿意出100万元买一个好剧本，但好剧本又在哪里呢？
好剧本稀缺 源于编剧人才稀缺
北京人艺副院长任鸣认为，话剧舞台虽然摇曳多姿，但是演出的大多是经典剧目，只
有极少数来自原创，戏剧形式比较单一，不够丰富，好剧本稀缺阻碍了话剧发展。拿北京人艺来说，原先编剧队伍较强，有写《丹心谱》的苏叔阳，写《天下第一楼》的何冀平，写《天之骄子》的郭启宏，写《绝对信号》的高行健，写《狗儿爷涅》的刘锦云等，现在专业编剧不过寥寥三人。
他指出，现在搞影视的很多过去都搞过戏剧，因为报酬没法比，电视剧就算写1集报酬2万元，10集就20万元，写话剧花时多。所以，不少编剧都改行了，连戏文系毕业的也很少有人写话剧了，能写出好戏的就更是凤毛麟角。
好剧本诞生 需要伯乐慧眼
上海剧作家赵耀民承认，现在的话剧剧本，在台上能站得住的不多，能让人记得住的就更少。一些专业编剧写戏的心态不对，更多的是为了生存。今天，话剧质量在降低，戏剧文学很弱，即使是原创剧，其内涵也被商业包装的表象淹没了，文化品格越来越低。想依靠明星、名演员来补救话剧，也只是一厢情愿。
他强调，好剧本的诞生需要有伯乐的慧眼，是要导演与剧院去发现的。如话剧《商鞅》，南京姚远1989年就完成了创作，但由于是写失败的改革家，没人敢接，于是在抽屉里一搁就是8年，直到1996年才找到伯乐，被搬上了上海舞台；刘锦云当年写《狗儿爷涅》，手稿在抽屉里也存了好几年，是林兆华导演看到后，它才改变了命运；老舍当时的《茶馆》，序幕是旧社会的戏，而后面的全都是新社会的戏，是焦菊隐发现了好剧本的苗子，让老舍把序幕变成了全剧，才有了今日的话剧经典。
让戏剧文学 重归文学殿堂
国家话剧院院长赵有亮指出，国家话剧院建院伊始，就推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3部外国作品作为开山之作，一方面是充实剧院的剧目画廊，锻炼队伍；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也是由于目前国内原创剧本不成熟带来的尴尬与无奈。现在话剧界有不少好演员，有许多优秀导演和舞美人才，还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话剧。但最难、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好剧本。经常是本子不太成熟，靠导演和演员在二度创作上努力，结果总不太理想。戏剧学院培养的编剧，数量不少，成活率太低，他们缺乏基本的策划和讲故事能力。为此，国家话剧院这些年来广泛联系作者，努力筹备剧本策划创作中心，并有意引进一些新的戏剧人才。
赵有亮还透露，继王安忆《长恨歌》和刘斯奋《白门柳》搬上话剧舞台后，北京又有两部当代文学名作将被改编成话剧。一部是国家话剧院的《红尘》，改编自霍达获茅盾文学奖的《穆斯林的葬礼》；另一部是北京人艺根据陈忠实小说《白鹿原》改编的话剧，由林兆华执导，濮存昕主演。他指出，不少文学名家历来都兼顾戏剧的创作，如外国的雨果、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中国的茅盾、老舍、郭沫若等。在海外，从事戏剧创作的可以称为作家，有的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认为，只有当更多的文学家像王安忆、莫言那样，对戏剧创作发生兴趣，中国当代戏剧文学的标高才能重新得以刷新，戏剧文学才能重归文学殿堂的顶层。
本报记者端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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