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钟爱那些华裔影人的华语作品，我的外国同学也与我有同感，而且，当国人在外国拍出优秀的影片我也感到欣慰，但这种欣慰里总有种难以言表的隔膜。一切都那么近，又那么远。
我形容李连杰之新“影戏”《狼犬丹尼》是个“全球化四合一”：首先，李连杰与袁和平的组合，给视觉之赏打下东方动作的美学基调，但英国人Massive Attack乐队的Trip－
Hop慢板迷幻电子乐又给声音提供了西方化的格调，整个故事非常好莱坞，讲被训练的职业杀手在盲人调音师摩根·费里曼的帮助下，复苏人性、寻找自由、最终惩恶扬善，可这样的影片偏偏由法国人编剧、导演，从场面调度到视觉处理都跟美国商业片大相径庭。
故总体上，很难在审美特征上指定《狼犬丹尼》的国籍，更难确切找到这类电影的文化归属，站在地球上说，这种电影叫“文化混血电影”，吕克·贝松把全球化背景中有代表性的流行因素融为一炉，铸成可销往全球而毫无文化障碍的娱乐商品，任何国家都能上映，其票房总和会超过单纯依靠法国文化的商业片。但站在华人的角度讲，我则给这种电影起了个名，叫香蕉电影。
此一说来自欧洲华人界一个著名但较难启齿的社会现象：香蕉人现象，差不多在第三代、第四代旅欧华人中开始有了“香蕉人”，指旅欧华人的后裔，孩子们生长在西方社会，说西方语言，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耳濡目染已西方化，但终究是黄皮肤，故外黄里白，称为香蕉人。“香蕉人”一直是困扰海外华人的生活问题，他们成长于中国的东方式家庭，老一代人希望他们继承国人传统，但孩子毕竟成长于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已很难跟上一代人达成共识。
我不想说香蕉人，而是受其启发联想到西方影界华裔影人的文化处境。去年在戛纳遇到吴宇森、徐克、施南生等前辈，同他们谈到相关问题时也感到他们颇有同感。他们都是纯纯的中国人，骨血里的道德和美学都是中国的，但当他们与西方影界相遇时，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中国美学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香蕉问题”。
如今，杰出香港影人的好莱坞之路已见分晓，除了李安、周润发等人外，成龙、李连杰、吴宇森、徐克等代表人物纷纷重返华语社会，这是否说明了“香蕉电影”已经收场？当初华裔影人闯荡世界时(包括李小龙)，他们应该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有所准备，但电影不仅是形象和符号的输出，更是价值观与口味的宣扬，这种矛盾总是存在的，而这种矛盾决不是把成龙写成“Jacky Chan”就能简单解决。如果把电影比喻成“孩子”，那华裔影人在外国的电影自然而然就成了“香蕉电影”。
在西方和好莱坞，我们除了学到西方人电影建制的先进规范和技术，也似乎领略到文化差异带来的撞击感和疏离感，对于影人来说，这是个大可不表的个人问题，但对于观众来说，那些电影却成了欲言又止，想说也说不清的观影经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仍然钟爱那些华裔影人的华语作品，我的外国同学也与我有同感，而且，当国人在外国拍出优秀的影片我也感到欣慰，但这种欣慰里总有种难以言表的隔膜。一切都那么近，又那么远。
我没有冷讽之意，我已然回想起成龙让大批美国影迷用汉语同唱《男儿当自强》时给我的感动，也许这不是个全球化还是民族化的大问题，而只是个东方美学的小忧虑，故只想借题深入，抛砖引玉，“香蕉电影”也许本无稽之谈，但这类的现象确实值得深思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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