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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学者)
“私人记录”填补了民间历史叙事的空白
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中的内心世界和不同际遇
必须以忠诚老实、正直无私的态度来寻求历史真相
只有宏大叙事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
近年来，傅国涌的学术成就令人吃惊：他三十多岁，没有正式单位，靠打工谋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然而从1999年至今，他竟有200多万字问世。这不但是个奇迹，也是对现行学术体制和体制内学者的一种挑战。
今年年初，他又推出一本新著——《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年能够像1949年似的，使中国社会发生那么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思维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中国人肯定有不同的遭遇。然而多少年来，我们的民间叙事和历史记忆却显得那么单调，那么千篇一律。众所周知，只有宏大叙事而缺少具体细节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容易把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简单化的后果，会使社会进步失去参照，使民族思维出现退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审视1949年所发生的一切，挖掘深藏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和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傅国涌曾经写过《金庸传》，近年来致力于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他选择1949年为主线，把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的见闻感想、喜怒哀乐集中起来，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他们在那历史巨变中的经历和感受，也为人们全面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翻开这本书，可以看到作者选择了张元济、包天笑、陈光甫、柳亚子、竺可桢、胡适、梁漱溟、宋云彬、夏承焘、夏衍、胡风、沈从文、浦江清、徐铸成等14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既有八旬开外的“三朝元老”，也有年富力强的知识精英；既有出版家、科学家、金融家，也有学者、作家、报人和诗人；既有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坚力量，也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还有小心谨慎的纯粹学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既有各自的社会理想和学术追求，又有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当祖国面临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记录了这种变化和内心的感受。因此这些“私人记录”不仅填补了民间历史叙事的空白，也为我们反思历史、面对现实和选择未来，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不同际遇
书中人物是按照年龄排序的。从目录上看，作者选择了最能体现人物个性与思想的关键词语，来反映他们在历史巨变中的内心世界和不同际遇。比如写张元济，用“及身已见太平来”展示其兴奋；写胡适，用“根株浮沧海”诉说其“哀伤”；写梁漱溟，用“动静之间”表现其定力；写宋云彬，用“不失书生本色”叙述其单纯；写夏衍，用“从‘不习惯’到‘习惯’”刻画其忠诚；写沈从文，用一个“疯”字描述其状态；写柳亚子，用“牢骚”介绍其尴尬；写竺可桢，用“选择”概括其处境……
先说83岁的张元济。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从上海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时，曾经应毛泽东之邀共同游览天坛。不过，这位曾经见过光绪皇帝和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的老人，并没有因此而诚惶诚恐，而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等意见。会议期间，他曾强调“当前患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并担心内战结束后这“六百万士兵如何处置”。此外，他还把自己写的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送给许多人，他认为如果只重知识灌输，不重人格培养，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单纯追求物质享受。这样发展下去，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
与张元济相比，柳亚子所受的礼遇不相上下。偌大一个中国，与毛泽东有过诗词交往者十分罕见，而这位辛亥革命的元老、诗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的诗友之一。柳亚子是从香港应邀北上，共商开国大计的。他本来自视极高，认为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诗词创作，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人无法与他相比。然而到达北平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当局所看重。自负和失落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脾气不好，才使他牢骚满腹，并产生归隐的念头。
如果说柳亚子的牢骚与他的个性有关的话，那么宋云彬、夏衍、胡风和沈从文等人的不适应、不习惯，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宋云彬是左翼知识分子，按理说他从香港北上，应该是百川归海、落叶归根了。但是他也有诸多不满：第一，对于许多人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因此他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叹；第二，对开不完的会，作不完的报告感到头疼，因此又有“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的牢骚。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出自当事人日记，后人根本不会知道当时还有这些情况。
与宋云彬相比，夏衍是老革命了。他1927年入党，经过漫长的地下活动，终于迎来革命的胜利。1949年4月他奉命北上，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之后，又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身份南下。尽管如此，他也有许多不习惯。比如一到上海，他就独自回家一趟。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却被保卫人员视为“冒险”行动。老朋友冯雪峰来访，被门卫挡驾，气得冯讥讽道：“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他想改变这种状况，有关人员说这是“制度”，是为了“安全”、“保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嘲：“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感而‘不惑’了。”
如果说夏衍还可以克制，那么胡风和沈从文就不是克制不克制、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了。胡风一生追求革命，是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他兴致勃勃北上，也是会师来了，没想到从一开始就处处碰壁。他与萧军来往，而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做法正在挨批，因此他也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更要命的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被视为国统区小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典型，受到严厉批判。于是，许多好朋友老熟人见了他都纷纷躲避。几年后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这时已经露出苗头，只是他书生气十足没有察觉罢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写下一首《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以表达对革命领袖的忠诚。于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成了1949年胡风命运的写照。
民族的进步在于不断反思和自省
从这本书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非常深厚、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政治文明了解太少，因此当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队伍中的帝王思想、帮会习气和小农意识不但不会消失，还可能有所膨胀。读罢该书，我觉得傅国涌的学术兴趣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而是想通过探寻历史真相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因此我以为让这些深埋在历史尘埃中的故事浮出水面，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在读书过程中，我经常想起秉笔直书、以史为鉴八个大字。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其目的是为了社会进步、国家兴旺。它要求每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以忠诚老实、正直无私的态度来寻求历史真相，否则所谓历史就会沦为搞笑的哈哈镜。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说：“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在一个世事复杂的年代，傅国涌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即便如此，我觉得这本书并不是无瑕可指，无懈可击。下面想谈谈我对这本书的一点意见。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在叙述和议论时还有意识形态色彩，从而显得不够平实，也不太公允。比如在写胡适的那一章中就有这样的话：
尽管如此，他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惋叹之情，和要为蒋介石补台帮忙的尽忠之情，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仇视和对抗立场已经表露无遗了。(第136－137页)
在这里，胡适把只代表一小撮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混为一谈，他所念念不忘地为国家保留“尊严”、“人格”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第140页)
这些话如果出自外行之手，我也许见怪不怪；但是出现在傅国涌笔下，就感到非常遗憾。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独立的人格和对现代社会的清醒认识，使他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他既没有为国民党、蒋介石“帮忙的尽忠之情”，更没有把“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混为一谈”之意。因此这些贬损挖苦的字句，是站不住脚的。有鉴于此，我以为第一是要深入研究胡适，包括他在四十年代的那些鲜为人知的言论；第二落笔要十分谨慎，做学问的人要尽量避免使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
编者著：在智效民先生传来这篇稿件之后几天，他又传来傅国涌先生的说明，指出文中两段引文并不是他原文所有，而是该书编辑擅自加上去的。另外，书中还有不少经过处理的地方，包括傅斯年文全篇被删除。
图：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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