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观察
文化病室
张柠专栏
一个地区能够在生活废墟中维持文化的强权话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黄连树下弹琵琶”，长期弹下去，总有可能成为一个琵琶演奏家。一个地区能够在所谓的“文化沙漠”中长期保持生活的繁荣，却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靠话语强权维持的文化土壤迟早要成为生活的墓地，而生活绿洲是新文化的土壤。我的意思是，“文化沙漠”要胜过“生活沙漠”。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呢？界定“文化”概念的权力，至今掌握在那些只顾弹琵琶的“文化叫化子”手中。
叫化子的逻辑是一种与平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不相干的另类逻辑，是一种将生活沙漠化的逻辑，是一种在独特边界之内形成的强权逻辑。看看金庸笔下的中国古代丐帮、雨果笔下的巴黎丐帮就知道，“叫化子共同体”一方面是反社会的独立王国，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畸形强权逻辑的缩影。在这个畸形世界中，等级森严，个人英雄主义盛行(有枪就是草头王)，无赖和阴谋都是升级(从七袋到八袋到九袋到帮主)的手段。他们貌似反对财富积累，主张公平，颇有大同理想。实际上，在他们对财富的一次性耗费中，完全可以看到残酷的等级制度和流氓逻辑。他们主张四处乞讨(好像全世界人都欠它似的)，鄙视劳动。在他们的逻辑中，劳动和日常生活反而成了罪过，不如搞一点骇人听闻的叫化子文化。
没落之后的清代八旗子弟就是这种逻辑思维的典型。他们宁愿乞讨，也不愿意劳动，还站在大街上大谈文化——鸟文化、蟋蟀文化、古董文化。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文化本身并没有意义，为了让它变得有意义，叫化子逻辑善于将这些鸟文化历史化，跟宫廷的繁荣史和帝王的荣耀史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们将一种跟劳动和日常生活实践相关的平民文化斥之为“沙漠”。特别是在平民文化崛起之初，关于“文化沙漠”的叫嚣更是来势凶猛，表面上好像居高临下，实际上是在施行报复。
广东和香港素来是一个典型的平民社会，它有两种文化，一是与劳作实践和物质文化相关的硬文化，一种是与口传历史和民间文艺相关的软文化。这些东西在高贵的“文化叫化子”眼中从来就一钱不值。只要当地人的生活好起来，就有人说他们是“文化沙漠”。广东和香港人一听到别人说它是“文化沙漠”，心里非常着急。他们经常采取的对策就是，顺着别人的思维行事。比如，他们首先了解对方所说的“文化”是什么，然后也使劲儿去玩别人所认可的那种所谓的“文化”；再请人家来，说你们看吧，我们也有文化耶，其实你们不了解我们云云。
这种小媳妇心态由来已久。明末文人屈大均在写《广东新语》的时候，也带有这种文化小媳妇的心态。谈山的时候他要讨论龙脉，谈人的时候他要讨论爵位，谈事的时候要讨论朝廷功业。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关于广东风俗、民间文化(比如《粤歌》)、器物文化、饮食文化部分，还有关于禽、兽、鳞、虫、木、香、草、花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岭南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形态和民间传统。这些物质文化、生活形态的研究，是一个有待重新发掘和研究的领域。
文化自信心的树立，不但需要物质文化和生活实践的支撑，还要对它进行全新的文化阐释。通过研究和重新阐释，把那些只有“能指”没有“所指”的文化符号垃圾清除掉，把那些没有生活实践支撑的畸形强权文化清除掉，决不能顺着文化叫化子的畸形思维走，这是本土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任务。那些没落八旗子弟的“精英文化”心态，只能对文化和生活进行双重的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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