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专访
范倍徐萌采访
时间：2005．4．1Ｐ．Ｍ．4：50－6：30
地点：贾樟柯工作室
贾樟柯简历
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法国《电影手册》评论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贾樟柯还参与了大量的国际文化活动，成为当今亚洲最为活跃的电影导演之一。2004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主要作品：《小武》《站台》《狗的状况》《公共场所》《任逍遥》《世界》。
联系采访时贾樟柯正在香港与刘晓庆一起担任金像奖的颁奖嘉宾，所以我们的采访安排在他回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当我们走进贾樟柯由一间半地下室改造成的工作室的时候，他正与《世界》的男主角讨论什么重要的事。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不断地有电话打来，与贾樟柯预约采访或者商谈关于电影《世界》发行放映方面的事宜。访谈结束时，我们问他目前中国的媒体最应该关心什么问题？他十分严肃地说：“要多关心农民，他们真是很苦。”
问：怎么想到做《世界》这样一部电影呢？这与当时您的身份从“地下”到“地上”有没有特别的关系呢？
答：这跟身份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一次偶然。《任逍遥》剧组参加完戛纳电影节，我们经香港取道深圳回北京，女主角赵涛无意中为大家讲了自己在深圳世界之窗做舞蹈演员时的见闻。赵涛说当时他们班从舞蹈学院一毕业就全部被拉到了深圳。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觉得可以拍一部关于世界公园的电影。中国最多的时候有七个世界公园，北京、深圳、成都、天津，还有河北什么地方都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有中国有。
中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只是经济发展比较快，有一些城市发展比较迅速，但整个国家的文化气质还是农业的。如果抛开这一点去认识所谓城市的话，有很多不同的色彩在里面。对我来说，有很多现代化景观都是假景，现代化景观和日常生活没有发生联系，比如说楼房、城市、地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我来说都是假景。但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它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实景。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我们什么，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具体的处境，那些原始的处境没有改变，我特别想拍假景里的故事，就是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出发点把这种感觉拍出来。在世界公园这个假景里面，一切都是人造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签证、不需要护照。它让那些根本不可能出国的人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到世界公园参观，看歌舞，看巴黎时装秀，好像觉得世界很近，觉得接上轨了。在世界公园里工作的人看起来也好像很风光，但实际上他们特别孤独，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跟那些东西反差特别大。他越是面对这些看上去很真的景，其实离真实的世界越远。
在开拍之前，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剧本，真正写是在“非典”期间。我考虑怎么展开这个题材？在“非典”期间整个生活突然慢了起来，无事可干，公共场所也不去，工作也停顿下来、朋友之间也不见面，北京处在了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里。
我想，是不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丢掉了什么东西呢？中国的空间有时候也像一个假的景，但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它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实景。最初只是想拍那些在世界公园里生活的人的状况，他们是从各个地方来的，这就是所谓“飘一代”。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明了“飘一代”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我自己1993年从小县城来到北京，也是属于“飘一代”。后来，又想到中国年轻的这一代人特别迷恋手机、电脑、游戏这样的东西。我在墨西哥、加拿大、法国都没看到哪个年轻人像中国的这样，就觉得应该把它表现出来，于是想到拍手机短信，但是怎么拍呢？是直接拍手机屏幕？还是用字幕表现？都不是很好，所以就想到用ｆｌａｓｈ来表现，想到用电子乐，用虚拟的声音。整个片子我想有一种电子感、数码感。
问：你选择数字高清拍摄，是出于一种什么想法呢？你认为现在的数字技术、网络等会给当前中国电影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答：我以前的作品更主要地是关注人的内心，现在我对现实的表层更感兴趣。现实的表层也可以折射出他们的经验想法什么的。因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特性，数字技术特别适合表现那种光鲜的、具有塑料感的、看起来很现代的那种东西。新技术的产生，也许是因为它更适合这个时代和社会。我不会留恋电影，如果这种新的技术让电影消失了，那么让它消失吧。我相信电影永远是年轻的。
问：“世界公园”是否可以看作是目前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和隐喻吗？你怎么看待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呢？能谈谈你对中国现实的主要关注点所在吗？
答：我一直对纷乱的人际关系比较着迷，我不太喜欢单一的人际关系。因此，这部作品中每一组人物都是片断式的，我需要的是一种气氛。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零碎的，我不想去深究它。今天中国所谓的现代化，是一个运动式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远远不只这些，我看到的浦东机场和法国的戴高乐机场没什么区别，都很好。那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甚至我们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呢？这样一种脱节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都可以感觉到，从这个角度讲，也许世界公园的确可以看作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特别关心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人如何适应，人的这种飘离感以及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困惑。
问：有许多观众认为《世界》的格局比较大，但是觉得公园这个空间对其中的人和事件产生了压抑，成了电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你自己认为是这样吗？
答：当然啦，公园是电影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些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但是这个空间本身跟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无关。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他们都被困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是假的，他们又真地生活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和这个空间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他们是这个电影的两极。
问：作为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作品，你能谈谈你对《世界》票房方面的考虑吗？你认为你的作品的理想观众是怎么样的呢？
答：我一直说，一块钱不少，一千万元也不多，对我来说，我的电影能够在大银幕上放映，就有一种满足感。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有一块钱的收入，就是从0到1的改变。我对观众并没有特别的设想，只要他愿意跟我分享共同的经验和感受，那他就是一个好观众。
问：在《世界》里，你依然保持了你以前的创作班组，像赵涛、王宏伟等，你怎么看待他们在你的作品中的表演？他们完全实现了你想要得那种感觉吗？
答：我觉得他们都是他们很好的演员。跟他们合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他们越来越成熟，展示他们出更多不一样的性格层面。演员是一种无私的职业，你必须把自己从角色中排除出去，你要成为角色。你必须真爱角色。我觉得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像赵涛、王宏伟，他们都是现场感很好的演员，在现场他们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而成泰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表演专业毕业的，他在朱文的《海鲜》里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他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演员，在之前会做很多案头的工作，他的表演是一种缓慢推进式的，他和赵涛的组合非常完美。
问：从《小山回家》到《世界》，就影像的质感看，有一个从质朴到洋气的变化，能谈谈这种变化的原因吗？
答：其实，这首先是跟题材有关。《小武》因为要表现人的不安定感，很多段落都用手持拍摄，晃动比较多。《站台》是讲一个历史的、过去的事情，镜头就比较稳，长镜头比较多。《任逍遥》拍的时候比较赶，这种焦虑也被带入了作品中。而《世界》因为它是假景。他们的生存空间，包括他们宿舍的外景都是故意找人做的，像积木。我要强化这个假景，得拍出假的感觉。我想用这样的影像来表现一种间离感。
问：有的评论认为，你的电影主要展现的是一种“漂泊的青春”，一个特定人群的不安稳的感觉，你认为现在这一代青年人大都处于这样的生活状态中吗？是否整个中国大致都处于这样一种躁动的情绪中？
答：也许，那种漂泊感每个现代中国人都能感受得到。这个时代，人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理想，都处于一种四处奔走的状态中。在我的电影里的人物，也是在这种状态中，他们没有安全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这种感觉的确是来自于因为社会的快速变化带来的躁动情绪。
问：你认为电影最重要的是要“不违背一种看到的真实”，怎样的态度和手段才能实现你所说的那种真实？你觉得目前的中国电影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
答：电影中的真实只是一种真实感，也是主观的。把自己所能感受到和认识到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样或许就是一种真实。中国人的视觉生活是很单调的，他们往往只能接受那种明信片似的风光展示，而不习惯接受现实的、生活化的美。我们的视觉环境也很糟糕，这也是一个原因。
问：在你的电影中，女性的身份似乎都与展示身体的职业有关，这种展示是否与你认为这一代女性在当前社会中的地位相关？
答：的确是这样，但我是无意识的。说白了，其实那就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幻想。但是，《小武》中的胡梅梅的突然消失，让小武不知所措。《站台》中的尹瑞娟是一个很自私也很自我的人，她很懂得保护自己。她也是我很钟爱的一个人物。《任逍遥》里在汽车上互相推拉撕扯的那一幕，是巧巧竭力想要从过去的情感关系中挣脱出来。《世界》里面一开场就是成泰生想和赵小桃上床，但是赵小桃不想用上床来证明他们的爱情。我的电影中女性都一种反抗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也正在我们的社会中慢慢地萌发、生长。
问：就你所了解的中国电影发行现状，你认为独立电影怎样才能建立一种比较好的观看放映渠道？
答：我觉得必须建立自己的一种工业体系，我们自己也在试图这么做，这个体系是创作和发行之间的一个桥梁和跳板。中国很缺少好的制片人，制片是一种职业，而不是单纯的投资。一个好的制片人对一个导演而言，既是一个保姆，能够照顾好导演，也是第一个对导演提出相反意见的人。
问：你既拍剧情片，也拍纪录片，能谈谈目前国内纪录片的问题吗？
答：我觉得纪录片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也有局限性。纪录片比较适合表现人的生活的片断和状态，而剧情片更适合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结构。目前中国的纪录片有一些问题，一方面过于追求题材上的效果，比如什么艾滋、民工之类。另外，拍摄手法和影像语言也比较贫乏。最近我看到的比较好的纪录片是王兵的《铁西区》和《淹没》。
问：你以前也是学习电影理论的，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既做电影研究评论又做电影呢？
答：评论人必须对电影有感情，现在文化批评很热，但文化分析是把电影当作一个材料去证明他自己的观点。中国之所以没有人像法国那样既搞研究又拍电影，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拍电影的门槛很高，一般人都不可能有什么机会，而且感到电影离自己很远。此外，国内一直把电影当作一种宣传工具，而不是一种表达。
问：能谈一谈你新的计划吗？你对自己有什么新的期待和要求呢？
答：下一步我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名字叫《静物》。《静物》是我特别钟爱、想了很多年的题材。我们身边有很多沉默的人，他们不是哑巴，但都不爱说，有的是对语言丧失了信任，有的是孤独惯了，他们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是那些还没有离开土地的人。这个纪录片可以看作《世界》的一个姊妹篇。
对于自己的经验，我的表达才刚刚开始。我还要继续拍年轻人。也许是因为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吧，我想表达出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的复杂性，我希望我能记下那些代表性的、关键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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