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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推船人本是苦中苦,风里雨里走码头,闲言几句随风散……”昨日,73岁的老艺术家陶鹏,向记者说起川江号子以及个人的传奇人生,掩不住内心充盈的激情。
陶鹏是第一个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并灌成唱片的词曲作者,目前正与一批艺术家和社会各方人士,积极发起成立“川江号子学会”,并筹备经济实体,开展一系列抢救、展示、传播活动。号子登上大雅之堂
陶鹏出身川江上的船工世家,从小住在船上,以船为家,耳濡目染,为号子在惊心动魄的闯滩和拉纤中的感召力所陶醉。1949年9月,陶鹏考入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原觉得“扯船仔”属“三教九流”,不愿登台唱号子。解放后,学校教导主任王余(中共地下党员)却鼓励他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劳动人民的歌声就是要唱出来。”陶鹏才尝试着把川江号子整理改编成男声小合唱搬上舞台。
这个节目于1950年3月随活报剧《揭穿白皮书》在实验剧场上演,顿时引起轰动。它生动形象地反映船工的语言,豪迈的乐调及铿锵的节奏,使观众振奋。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三兵团文工团政委兼团长的时乐濛亲自到剧专找到陶鹏,收集号子原始素材,并用在了大合唱《英雄战胜大渡河》中。这使得只在江河上飞扬的川江号子,飞上了舞台,唱进了大雅之堂。陶鹏进北京号子创辉煌
同年,西南文化代表团进京汇报工作,中华剧专校长赵铭彝把川江号子录音带带到北京,立刻受到首都文艺界领导的重视。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张庚将陶鹏调到北京,保送进中戏工作,陶鹏由此于1950年6月到了北京。中戏副院长曹禺接见了陶鹏,并对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作为大加赞赏,立刻把他安排到中戏歌剧团当演员,和王昆、郭兰英等在一起工作。
随着抗美援朝开始,当时学院创研室的作家刘沧浪配合政治需要,把号子歌词改为“我们的船运的是炮弹,去打美国侵略者……”,创研室主任光未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找到陶鹏,让他还是按照生活中的语言写词,并指导他写成了后来发表在《人民音乐》杂志上的《川江船夫号子》。创作中,音乐创作室主任马可还指派创作员杜宇协助陶鹏整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禄汀也专程赶到北京,和陶鹏通宵研究曲谱。经过以上老艺术家的培养,使得《川江船夫号子》成为广受欢迎的合唱、重唱、男声小合唱作品,作品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音乐堂数千人的广场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随后,由陶鹏演唱的川江号子作品灌制了第一张唱片,发行国内外,一时家喻户晓,更成为海外游子思念故土乡情的寄托。命运坎坷路号子遇波折
命运多桀,1957年风华正茂的陶鹏被错划成右派,在云南昆明光明农场改造。他曾辅导过的四川省歌舞团领唱《川江船夫号子》的范裕伦、罗英模、杨君尧也先后被打成了坏分子、右派分子。处境困难的陶鹏,就此离别了号子的发掘整理工作,舞台上也少有人再唱川江号子。待到20年后重新回到文艺界,陶鹏已经年过半百,艺术的青春已被断送。加上当时更关心政治前途,也就没心思去过问川江号子的状况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范裕伦录制的《川江号子》唱片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到金质奖章。这首《川江号子》虽然相比以前的曲名少了“船夫”二字,并把领唱变成独唱,合唱变为钢琴伴奏,但歌曲并无大的改变。遗憾的是,唱片上的词、曲作者被“四川民歌”代替。对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造成的侵权,历经坎坷的陶鹏选择了沉默。坏事变好事号子仍嘹亮
直到1998年,在重庆中华剧专为庆祝成立50周年聚会,师生有感于陶鹏命运变迁的磨难及把川江号子首次搬进舞台的事实,希望陶鹏提笔留下这段文化史料。不料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陶鹏意外发现某报刊登了一篇《<川江号子>歌词作者是谁》的文章,称词作者是60年代重庆航运学校先生、铁路五局的张某,并称最先由四川省歌舞团改编、演唱云云……
该文令一批老文艺工作者惊诧,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叶语率先撰文还历史面目。陶鹏也由此坚定了澄清事实的决心。从1998年10月起,陶鹏数次往返于北京、成都、重庆。人民音乐出版社经多方查证后,在北京与陶鹏签署协议,确认陶鹏是《川江号子》词、曲作者。随后,陶鹏又到重庆市版权局为《川江号子》登记了版权。陶鹏告诉记者,如今他的心愿是不仅把《川江号子》再次搬上舞台,还要团结健在的老船工、喜爱川江号子的人士,保护这一文化遗产,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记者 黄家骢 周秋含 周舸 摄影
网络编辑: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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