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他，此后再出一个费孝通还要多少年，他曾坦言：50年。此次谈话我特意向他证实，他没有否认。这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也是无可奈何。但是他在谈话中对晚辈流露出的爱护、期望，殷切之情，感人至深。他没有灰心，而是寄望于改革不止，开放不停，“变化之后，总会有一代新人起来”。
我是很晚很晚，迟至2000年才与费老认识的。那一年他已近90岁，我47岁，从年龄上
说，几乎相差半个世纪。但是一见如故，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指着案几上的书说：“你要继续下去啊。”在吴江宾馆，一口气谈了两天，还是意犹未尽，10天以后他到上海住衡山饭店，又约我去长谈。那一次他听说了我的处境，拉起我的手，一遍遍地感叹：“中国就是这样，出一层，刮一层，刮光了，快刮光了呀！”
五年后，噩耗传来，我在灯下整理完从“吴江”到“衡山”那三天的录音稿，听先生遗言，睹先生遗容，难以抑制的悲痛从心底袭来。
那是一份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费老打开心扉，谈了他的一生，有很多内容是第一次披露。当时知道机会难得，谈话时尽可能让费老多说，说连贯，不轻易打断，同时关照作记录的学生陈群片刻不离，要一字不漏，包括费老特有的语气词，全部记录下来。
谈话中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这样几点：
一，思想经历：费老早年受英美学术训练，中年为左翼思潮吸引，晚年经大起大落，重归主流文明。
他不回避这样的曲折，结合当时中国特有的环境，在谈话中有充分说明，其中有1957年“大哭一场，大笑一场”的生动细节。这是几代人共有的历史教训，但像费老这样敢于如此自剖，现在已经不多了。
二，治学风格：他看不起当时的知识分子，直言不讳地指出其“庸俗”，原因之一，是眼睛向外，从西方学来皮毛，“在大学里骗人”，而不是眼睛向下，到中国的土地上实地行走。
这一批评时至今日，也不能说过时。我跟他去开弦弓村时，前后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护卫，这是他不能摆脱的待遇。我在车上问他：“这样下去，还能看到真实的江村吗？”他长叹一声：“看不到，看不到了，这是反社会调查的呀，我没有办法，他们不听我的。”这是一个念念不忘脚踏实地的学者，到晚年始终眷念土地、眷念真情的真实心境。
三，期望于后来者：有人问他，此后再出一个费孝通还要多少年，他曾坦言：50年。此次谈话我特意向他证实，他没有否认。这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也是无可奈何。但是他在谈话中对晚辈流露出的爱护、期望，殷切之情，感人至深。他没有灰心，而是寄望于改革不止，开放不停，“变化之后，总会有一代新人起来”。
现在能够发表的是记录稿大部，包括现场拍摄的照片，发表时也作了一些技术性处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此而言，我毫无怨言。惟一的心愿，是希望读者能走近费老，看到他真实的一生，真实的心境，斯人已去，夫复何言？
朱学勤（上海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