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早已有媒体宣称，2004年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年，这种关注热情与忏悔心理一直持续到2005年，并无疑会走向2008年的未来高峰。这种文化走向，我倒认为，正是文明困惑的征兆、文化下落不明的征兆，当现存的精神困顿无法得到缓解、未来的精神向度无法得到确认之际，某些人开始求助于历史，求助于传统，试图用传统的辉煌去瞻望预想未来，这种把未来
寄托于历史的做法，这种用虚幻的传统去挽救精神衰败与心灵荒芜的做法，这种视线转移的手法，其可靠性是可疑的。
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里，拒绝工业文明，拒绝现代性，乃至对抗后现代的思潮其实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当然，把传统与现代性、后现代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把传统文化的失势完全归罪于西方文明的长驱直入也大有人在。但事实上，问题不在传统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待传统的姿态。
“传统”留给我们最大的幻象就是，一些人以为“传统”两个字就能解决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现存的矛盾冲突，“传统”两个字能膨胀我们的民族骄傲，进而去抵抗那个“欧洲中心主义”的假想敌。他们赋予“传统”各种符号、各类名称、各项名义，比如说“新儒学”、“新传统”、“读经运动”，试图让文言文语系里的“传统”去承载现在与未来的精神困惑，并解决国家、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从而有意无意地让中西方文化处于一种事实上的激烈冲突之中。他们不愿意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并非我们精神困顿的根源所在；也不愿意承认，是我们自己亲手造成了我们的精神困顿、哲学空洞、信仰缺失——那些文化假想敌遮蔽了这一事实。
2005年6月号的《书城》登载了甘阳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新时代的“通三统”:中国三种传统的融会》，开篇提到他的一个看法。他认为目前在中国存在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一个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追求平等和正义的这样一个传统；还有一个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甘阳认为这种传统简单来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
对于前两种所谓的“传统”，相信很多人都持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传统(tradition)通常指世代相传的精神、制度、风俗、艺术等，具有因袭性、长期性等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些惯例。在短短几十年，能形成什么样的传统，或者妄言下形成传统的结论，先不论其合法性，起码这种下结论的方式是很仓促草率的。而对于最后一种传统的看法，前半部分确实是很多人认同的一种区分方法，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人情和乡情的这一说法，其实也是值得商榷的。
甘阳认为必须把从晚清瓦解到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的整个过程看成是寻求奠定现代中国的一个连续统。他试图用近年来的物质多产解释新传统的合法性，试图用物质的进化论解释文化的进化史，细究之，他用的还是一种偏执的历史观在分析社会现象。这种偏执的历史观总喜欢为一个时段的历史作总结性的判断，比如说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性、不间断性、稳固的平衡性等等有关历史必然性规律，显然，这将导致“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福柯语)被不断地改造，历史的断裂被不断掩盖，就像寒冬里，冰层遮盖下缓缓流淌的河涌。为中国“传统”设定一种表面的进化逻辑，忽视物质多产的世界历史背景，我们是否应该看到，机器工业的进程是世界性的，世界工场也并非偶然孤立地形成？！虽然文化进程要缓慢得多，但是世界性的融合趋势也将打破封闭保守、自娱自乐的文化观，有哪几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甘阳对传统力量的夸大、泛化，对传统力量整合的理想化构想，并非当下文化的个别现象。为什么当下会频频出现盲目而狭隘的“少儿读经热”、“新儒学救国运动”？此起彼伏的运动是复古还是复兴？哪些是该守卫的传统？哪些是该放手的传统？哪些是该让它复活的传统？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区分、追问的问题。笔者最为忧虑的是，在“传统”名义下进行各种“文化复兴运动”的同时，多元文化的吸收渠道似乎正在萎缩。
在文化过度理想化的背后，也许正是文化的创伤与损失加剧了文化的危机感。读完本期《南风窗》对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所进行的新闻调查，读者也许会有无力回天之感；6月号《新世纪周刊》报道的《中国文物寻求美国“禁运”保护》特别关注中国文物的严重流失，无论中美文物禁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这一事件本身已经反映出中国传统实物文化在今天的尴尬命运。
因为对传统的区分、界定、判断不明晰，在文化创伤与文化损失的刺激下，我们很容易失去情绪的控制力。但文化伤痕不应成为仇恨与狭隘的因子，理性而具体地保卫传统，摆脱传统的幻象，才是最迫切的。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