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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隆多夫:独立制片是惩罚,也是艺术特权(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6月27日11:56 金羊网-新快报
  陈旧

  本月18日,新片《第九天》在上海电影节展映后的见面会上,施隆多夫显得有点落寞———由于组委会的疏忽,很多记者得到了施隆多夫19日才来的假消息,因此在场的只有一些观众。第二天有场专门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但很多人又赶去采访摩根·弗里曼,到现场的仍然只有二十人左右,这可以视为艺术电影的现实写照,尽管在中国很多人知道他导演的《铁皮鼓》。而施隆多夫中间秃顶,两边白发的头部形象,似乎也是他哲学信念的写照:夹在“政治的人”和“道德的人”之间的严肃思考。
施隆多夫:独立制片是惩罚,也是艺术特权(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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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制片是没有选择的”——德国导演施隆多夫访谈

  《第九天》像一杯映射恐怖海洋的水

  记:能否谈谈你拍摄《第九天》时的一些想法?

  施:《第九天》不同于其它二战题材,叙述方式比较小。我读了神父的日记后,突然觉得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来表现。比如影片中“一滴水”的戏剧性意象,神父发现了铁管子里的水,能够不至于被渴死,它代表着理想和对生命的渴望;但有了它,不跟别人分享又会使他陷入道德谴责,如何把这意象用好很重要。

  记:影片中集中营似乎只是个手段,因为人物的对话更多地停留于犹大和上帝谁能完成拯救上,这一从战争到宗教的转移,意味着什么?

  施:二战不会比其他战争好,所有战争都一样坏。这部电影宗教气息确实比较浓,但不是指教堂和社会意义上的“宗教”。我相信在善恶等基本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都有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解答和精神上的认可。在我看来,如果把战争缩微到个体身上,就等同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毕竟正义和邪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就像影片中的神父一样,他在纳粹暴力下的选择,体现了他个人的宗教观。

  记:博尔赫斯说过,当我们朗诵莎士比亚的诗句时,难道我们不是莎士比亚本人?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塑造出神父亨利·克莱默这一集中了神性与人性形象的角色,他和你的思想现状有关吗?

  施:拍摄时,我设法潜入克莱默的大脑,他被释放回家乡时,身体是自由的,但心灵和意识却仍在监狱里,想着那滴水。这个人物是如此脆弱,每当有同伴遭受惩罚或酷刑,瞳孔就会放大。德国过去的历史已经盖下了耻辱的图章,人们提到这些,就会想到那黑暗的岁月,也就是说,罪恶的历史记忆已经加入到德国人的生命中。我的影片一向强调人的政治性,价值倾向自然和我个人的哲学信念有关。因此《第九天》,就像从一杯水里看到整个恐怖海洋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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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污染了社会大众的精神空间

  记:你个人一直坚持独立制片,为什么呢?

  施:独立制片是没有选择,必然性的,因为像哥伦比亚、派拉蒙那样的大公司从来没要过我(笑)。所以,独立是惩罚,也是艺术特权。找钱是个永恒的话题,从来没有容易过(笑)。时代变了,拍片所受到的制约也变了,拍数字电影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但问题在于今天你很容易拍一部数字电影,拍完之后却发现,发行很困难,这同我们那时候不同,我们很需要很费劲地找到机器来拍片,很费劲地构思,但一旦拍出来后,发行不成问题。

  记:你如何看待德国电影的现状?

  施:德国电影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来自主流的压力。过去20年,有新的电影人提出模仿大片才能有观众,但观众给出的答案是行不通。现在所有的年轻人讲究的都是视听享受主义,想的都是如何去达到视听上的不同,对于故事本身都失去了耐性。但我还是要说,电影是思考,如果要看答案的话,那就看好莱坞片吧。现在年轻导演们走向反面———拍摄个人化的小电影,就像那些小的音乐家和歌手,可以“老歌新唱”,也可以是新歌,我觉得这条路是正确的,电影革新还是得从艺术电影开始。

  记:这些年轻导演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施:我前段时间和年轻人们有过对话,但他们抱怨的更多是电视剧,而不是好莱坞。因为电视剧整个污染了社会大众,异化了人的精神性动物这一特征,导演们感觉自己所强调的文化和思考,像游击队一样零散无力。

  记:作为一个影迷们心中的艺术电影国度,德国为什么没有茱丽叶·比诺什式的世界巨星呢?

  施:德国不缺乏好演员,但为什么不能拥有法国出产的那些巨星,这是我们每天早上晚上都想的问题。他们需要包装,像香水一样,我没有答案,还是交给法国人吧,他们有制造香水的秘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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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版DVD具有特殊的文化传播意义

  记:我们知道,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曾经得到过你的帮助,能否回忆下当时的情形?

  施:那是在柏林电影节上,姜文拎着一公文包找我,里面全部是音效和对话带子,还有十分钟的片花。而是因为其中有个片段:从床下拍摄一个女孩的脚在床边走来走去,让我想起了特吕弗的《四百击》,那种青春的气息!姜文真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人。

  记: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感觉怎么样?

  施:我到的地方都有人欢迎我,这让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很舒服。事实上,我没想到这里的人们会这么熟悉我,它应该归功于电影的传播能力。对一个从事电影事业四十年的人来说,看到电影依然有很好的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如此程度地扩张,这种文化一体化的进程让我觉得很惊讶。现在,电影的影响力甚至要高于书籍文学,如果没有拍摄《铁皮鼓》,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认认识片中那个男孩了!

  记:有没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施: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就在街边小摊上见到了《第九天》的盗版DVD。一方面我会郁闷地落泪,因为这些碟一个子儿都没有落进我的口袋里;另一方面,盗版在文化传播上起到很大的作用,让人只花一美元就能看到我的电影,也挺让人高兴(笑)。

  记:你了解张艺谋和陈凯歌吗?

  施:我熟悉他们的电影,但还没有到那种称兄道弟的地步。他们的电影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电影的影响,才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而对于我来说,我又从他们的电影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欧洲国家对张艺谋的评论是,当他到好莱坞去工作时他才能真正长大。但我想说,好莱坞不是金科玉律。

  记:你怎么看待已经走过一百年的中国电影?

  施:中国电影会征服世界。即使现在还没有,但总有一天会的。我看不到任何东西能够阻碍这个进程,唯一的挑战也许来自印度的宝莱坞。同时我想提醒中国电影人,胶片是很脆弱的东西,应该好好保护老的片子和资料。

  记:能否谈谈你下一部电影的计划?

  施:我有点迷信,经常跟人说完计划就实现不了,所以还是先不说吧(笑)!不过,我可以跟你讲讲第三个计划,因为它和中国有关。改编于《拉贝日记》,讲述在1937年的南京,一个外国商人设法抢救其他民众的故事,和集中营没任何关系。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很快就会在上海附近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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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国电影的调味师

  邹志渭

  现场的福尔克·施隆多夫(VolkerSchlondorff)更像是一个牙医或者是一个面包师,而不是一个导演。这个脑袋半秃,稀疏平常的小胡子掩护着上唇的德国人,擦掉了这一年上海电影节的满脸虚汗。在他之前,这个电影节险些淡出鸟来———不要和我说那批随处可见的国内明星和那几个为宣传《蜘蛛侠》顺道而来的美国人,他们只是为了显摆寒酸,即便是陈冲的露乳事件,也显然没有苏菲·玛索老师在戛纳那般深刻。事实上,这只是娱记同行的美好愿望,因为照片上陈冲的乳房被裹得严严实实,丝毫未露。

  好吧,让我们回到施隆多夫。这个老头显然比陈冲的乳房要为重要。但是当我回顾施隆多夫尚未结束的一生,发现整个过程过于顺利,对于它的叙述很可能是一篇平庸的记叙文,或者是一篇糟糕的电影观后感。作为与法斯宾德、赫尔措格、温德斯齐名的新德国电影的四大旗手之一,他的生活与他的电影产生了分裂的两种趋势:前者过于平静,而后者则全是别人的命运。他的电影缺乏导演个人的成长史,它们更多来自一本小说,同样他的电影几乎不会刻意去探索一个角色丰富的内心,他在意宏观的丰富,而不是微观的丰富。

  1939年,施隆多夫出生于德国的威斯巴登,和法斯宾德一样,施隆多夫也出生在医生家庭。和法斯宾德不一样的是施隆多夫的家庭属于上层阶级,他们家更为频繁接待的是一些贵族和大人物,而不是病人。施隆多夫从小就接受高等教育,早年赴法国巴黎攻读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由于二战后欧洲混乱,他又改换专业,在高等电影学院学习了一年。从这时,他开始初涉电影工作,而且碰上了法国新浪潮导演路易·马勒、阿仑·雷乃和梅尔维尔,他们给他的一生创作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66年,施隆多夫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青年特尔勒斯》。影片是根据20世纪初期罗伯特·穆西尔的小说改编,但施隆多夫却在里面填充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影片揭露了军事学院的腐败和严酷,控诉了法西斯主义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是对早期法西斯精神的声讨。影片编剧是他后来的妻子和主要合伙人特洛塔。此片和第二部《剧烈的争吵》及《青年特尔勒斯》被列为“德国青年电影”的第一批代表作。此后施隆多夫和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签订了长达6年的合同,并转向拍摄历史题材的影片。影评家们认为他“对具有新特征的乡土电影的发展是个贡献”。

  1975年他拍摄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布鲁姆》,这是根据联邦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改编。在当时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施隆多夫沿用了小说的纪实手法,通过事件的全过程展现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真实揭露了联邦德国政府的残忍和刚愎自用,以及新闻媒体的无中生有、诽谤造谣的内幕。这部影片的出现一举打破了西德电影中的政治禁区,展示了西德社会的现实,以内容的真实性、手法的纪实性,以及通俗性三者结合,而赢得了联邦德国观众的赞美。同年,本片首先在西班牙获得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天主教评委会奖,直到1976年联邦德国政府才在舆论的压力下给了本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但对影片却丝毫未提。

  施隆多夫最著名的电影是根据君特·格拉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铁皮鼓》。电影描绘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市民的精神空虚和生活真相的荒诞,以一个会把玻璃喊碎的孩子的视角来观察这个历史旋涡中的社会。施隆多夫加入夸张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使电影看起来有着戏剧般的舞台效果。小说原著看起来像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童话,格拉斯乡土麦芒的味道却成了电影里颜色灰暗阴郁的镜头,像法斯宾德一样,施隆多夫试图在电影里展示人性之恶。电影从小说《铁皮鼓》中庞杂的风格分离出来,只是抽取了里面寒冷的一部分。这部影片的出现震惊了世界,电影影响甚至超过了小说,由于影片的放映,《铁皮鼓》原版小说曾再次翻版印刷。1979年,《铁皮鼓》理所当然地在戛纳电影节上夺魁,获得金棕榈大奖,同年他还获得了联邦德国的金碗奖。1980年,《铁皮鼓》又被作为德国影片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之后的施隆多夫仍然佳作频出,1981年的《伪造》和1983年的《斯万的爱情》,包括后来又摄制的《玻璃玫瑰》和《莉塔的传奇》,都得到评论界的好评。在它们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施隆多夫自由的电影语言,他估计是新德国电影导演中最具现代电影语言表现手段的人。在日益平庸的电影世界里,娱乐已经越来越成为电影唯一的标准。施隆多夫在上海电影节曾经表示:只有电影节是作者电影最后的一道防线,但在放映厅内,他的作品《第九日》面对着的是一个逐渐空旷的影院,只有电影的回响依然在售票小姐无聊的身后,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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