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东里
(广州，书评人)
《周作人的最后22年》耿传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
《人书俱老》李君维著，岳麓书社2005年3月版
《曲终集》孙犁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棋王》阿城著，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呼兰河传》萧红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一段日子过下来，心里觉得也读了几本闲书，谁知略一查检，发现只得了一鳞半爪。呆想了一会儿，还是寻个话头来说罢。
《周作人的最后22年》，这原本是一个好题目，值得一说的。这二十二年中的重点所在自然是建国后的十八年，我之最感兴趣者，是向来“不相信群众”的周作人如何在这样一个“人民时代”里自处，以及他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回答后者显然要比回答前者困难，此书作者也恰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或许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书最大的遗憾是作者于周作人的理解太“隔”。作者记述周作人在一九五六年的西安之行，在说到周作人在西安街头吃羊肉泡馍时评道，“堪称‘美食家’的周作人，对各种名吃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只是不知道简单的羊肉泡馍能否满足周作人的美食癖好？”——周作人虽然终身追求好的吃食，但他所在意的是蕴涵在吃食之中的风味与趣味，亦即故乡于他的情分，与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这与吃食之简单复杂无关。
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压卷之作当然是1945年写的《穿衣论》，放进《流言》里也可以的。这里不再多说他与张爱玲的渊源。也有可读的其他篇目，只是神采远逊，顶多是文字娴熟言之有物罢了，或者用止庵宽厚的说法，是“文笔老道，见解清明”。写柳无忌两篇最差，毕竟不是作者熟悉的人。想作者到如今也只有作笺注叙典故时才作得出好文字，因为识得，止庵为此书作评也着眼于此，不禁一叹，昔日少年成名，今天才尽，不知是不是环境的原因，果真是“人书俱老”。
《穿衣论》里有这样的句子，“女人可以讨论经国大事似地去讨论其旗袍的裁剪法，男人没有这种嗜好。谢谢天！男人不要这种权利。”既不要这种权利，为何又来作一篇这样的文章？品头评足，我不喜。不是说不喜这等文章，是说不喜这等文章是由男人作出来的。聪明，但也仅此而已，有时还堕入恶趣味中，刻薄，一边还沾沾自喜。刻薄是女人的专利，男人刻薄叫人笑话，是不是我的偏见？
孙犁写散文名气不小，我读的是他最后的《曲终集》，读罢却甚是失望。有句话叫“文笔老”，孙犁若也说得上这一“老”字的话，也只是指老气横秋而已。我有一个理论:读好文章有一大效用，即是养气。但读孙犁文章，除怨气与真的暮气之外实在别无可养。耕堂读书随笔亦平常得很，所言既不深也不趣，去谷林翁远矣，遑论知堂。
以上三种，或是出于老人手笔，或是记述传主老年，不妨起个名目统称“老人之书”。
当然年轻的也读。此处年轻乃是相对而言，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的阿城。阿城写得很少，寓目的有小说集两种，随笔集三种，另有零散文章一些。人称“三王”，多以《棋王》、《树王》、《孩子王》为序，若按写作日期来讲，却是《树王》、《棋王》、《孩子王》，我看三者优劣也是如此。《棋王》名气大，有传奇的意思在里边，读了晕乎乎，或者叫玄。《孩子王》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不谈虚事，所以更难得些。“三王”今日读来，仍是叫人惊吓，况且二十年前，难怪当初众皆疑惑此人从何处蹦出来，无根无源如石猴一般。幸好还有几篇短的，《卧铺》立意几如中学生习作，文字也生涩，证明阿城不是生下来就长着胡子的。
我看阿城写小说得益《水浒》不少。《孩子王》开头，“我”回宿舍打点铺盖，有这么一句，“同屋的老黑，正盘腿在床上挑脚底的刺”，此是闲笔，却随手点染，正如吴用说三阮时见阮小五鬓边那一朵石榴花，我是金圣叹定当批一句“如画”。可惜《闲话闲说》论及《水浒》处只有寥寥四五段而已。
《遍地风流》中，“杂色”与“彼时正年轻”两辑比“遍地风流”好。
萧红去世时方才三十二岁，也年轻。年轻才会无拘无束，《呼兰河传》就是一部无拘无束的小说。这也是止庵的意见，他说“书中写法也多不合规矩。这里看出萧红写作未经训练，但同时也是可爱之处”。我初读时疑惑，这也是小说吗？我是读惯外国文学、“现代派”的人，也有此问，可见《呼兰河传》之无道理。它之不像小说也正是因为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