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
洪治纲(文学批评家)
作者看起来是在叙述历史记忆，有的甚至还触及到了某种宏大的历史纠葛，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审美目标，而只是作为人物命运变化的一种权力道具，一种强大
而隐秘的主宰背景。陈昌平的所有叙事目标，似乎都是为了在幽暗的生存通道中，穿透个人与历史的帷幕，揭示个体命运如何被历史不断地轻易篡改的状况。
面对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面对无法主宰的历史浪潮，有的作家会昂首挺胸阔步而上，以宏大的叙事来驾驭它的峰尖浪谷，而有的作家则会站在民间化的边缘地带，敏锐地捕捉和书写着历史巨浪拍打堤岸的回响。在我看来，青年作家陈昌平就属于后者。在他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国家机密》中，作者看起来是在叙述历史记忆，有的甚至还触及到了某种宏大的历史纠葛，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审美目标，而只是作为人物命运变化的一种权力道具，一种强大而隐秘的主宰背景。陈昌平的所有叙事目标，似乎都是为了在幽暗的生存通道中，穿透个人与历史的帷幕，揭示个体命运如何被历史不断地轻易篡改的状况。
因此，在陈昌平的笔下，历史始终以一双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不管你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地带，还是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不管你是洞悉现实生存的知识者，还是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年，当你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而不得不进入巨大的历史空间时，你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支配者、奴役者甚至牺牲者。这种特有的权力结构，既是中国历史在帝国文化长期熏陶下所形成的潜规则，又是维系中国社会现实秩序的主导性力量。
正是在这种高度权力化的历史境域中，我们看到，《英雄》中的退休工人老高看起来仅仅是出于满足自我吹嘘的爱好而玩起了历史，结果却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不断地进入历史的深渊。一方面，他在假想的历史记忆中，体验着“英雄角色”所带来的人生快意，寻求一生中最后的辉煌和荣耀；另一方面，历史背后的权力又不断地向他发出邀请，使他一步步不自觉地踏进了真正的幽暗地带。最后，当他被带到一位老干部的家中，一次看起来非常轻松、非常随意的谈话，便结束了老高的“英雄”梦想。《汉奸》里的李徵作为一个遗世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民族战争背景，惟一的愿望就是“独善其身”，而权力同样毫不含糊地将他拽入了幽暗的历史深渊。他无可奈何地成为日寇首领田中敬治的书法老师，饱受丧志与失节的内心之痛。尽管其间他还成功地做了一次卧底，帮助自己的外甥张友梅炸掉了日军的一个据点，但是最后，他同样没有逃脱历史的规训法则，并背负“汉奸”的罪名受到极刑。
这一点，在《小流氓》和《国家机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不谙世事的少年，他们拥有的只是一种少年的狂想愿望和骚动本能，但是这种愿望和本能同样也被权力化的历史巧妙地进行了收编。所以，我们看到，少年王小强在正常的男女情感启蒙中被非常意外地定性为“小流氓”，而少年王爱娇则仅仅因为梦境的预言倾向，便饱受了历史权力所带来的幸福与痛苦、折磨与荣耀。就生命存在的自然法则而言，这些人物的性格逻辑和生存方式都是合理的，而当他们进入权力化的历史时，我们却看到，所有的合理性都被无情地消解殆尽，而各种不可理喻的规训方式却疯狂地彰显出来，由此将人物的命运推向了束手就擒的境域之中。
这是历史被赋予权力之后的真实景象，是历史之波击打生命之岸的回响，也是陈昌平意欲探究的某种生存伦理和命运际遇。它使我想起吴思在《潜规则》中所说的一番话:“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事实上，无论是《英雄》里的老高、《汉奸》里的李徵，还是《小流氓》里的大军、王小强及《国家机密》中的王爱娇，他们的命运起伏，并不是因为历史真相经受彻查之后被法律规训的结果，而恰恰是权力成功地掩盖了历史真相之后的诡秘行为，是权力意志绕过历史真相后的巧妙出击。这也证明了福柯所说的话:“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渗透力，才使得权力在进入历史之中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各种无法预测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使人与历史之间形成了种种难以控制和调节的复杂状态。
应该说，这种权力化的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小说家的笔下都有所表现，而且其表现角度和思考深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陈昌平的意义在于，他通过这种幽暗的历史通道，对中国历史中某些疯癫性的记忆场景进行了特殊的文化解构，并且，这种解构带着明确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图:
《国家机密》，陈昌平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版，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