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有些明Q星不能骂陈白村
超级女声评委的黑楠，大概因为当了评委，批评和淘汰了选手，最近屡次遇到麻烦：车窗被钢珠枪打破、车在停车场被人放水淹、手机和邮箱被公布、汽车的雨刷上被人夹上写着恐吓话语的纸条等等。他得罪的只是准明星及其FANS，都有如此遭遇，如果他招惹的是大明星呢？
有些明星是不能骂的，倒不是因为这几个明星本人会有多么在意———他们最怕的，恐怕是有一天没人提到他们，无论是骂，还是捧。骂明星最大的风险来自他们数量惊人的FANS，他们会不依不饶。
美男明星都是骂不得的。刘德华、谢霆锋、梁朝伟，还有刚演了顾惜朝的钟汉良，均在此列。因为组成FANS群体的多半是女性，她们有点儿钱，有点儿时间，有点儿青春迷梦，承载她们幻想的明星，第一要好看，第二还要好看，如果好看之外，居然还能完整地唱个歌，还有点儿演技，立刻就成了神。她们的神是骂不得的，骂她们的神等于是骂她们的寄托，即便是蜘蛛在这神像上结个蜘蛛网，都是死罪。她们有大量的时间和足够的偏执，在论坛上注册无数马甲去攻击损害了偶像形象的人，或者打电话到报社，语不成声地责问娱乐版那个不负责任的编辑是谁。再斯文的女孩子，一旦维护起偶像来，都是歇斯底里的。
张曼玉、王菲也是骂不得的，她们也被塑造成了神。当然，在这两位女神成长的历程中，在她们不够强大的时候，在她们还是塑料花的时候，不喜欢她们的人，恐怕也很有一些，令她们显得不够完美的人和事，恐怕也时有发生。但从心理动力的持续性上来说，恨、厌烦远远没有迷恋来得持久，要保持恨的情绪，得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输送相关的养料。而迷恋则像蚌壳里的珍珠，只要有个沙粒，有个由头，就会一直自我刺激，自我分泌，把沙粒越裹越大。终于，厌烦她们的人累了，忘记了自己的厌烦，掉了队，而迷恋她们的人，却始终兴致高昂勇往直前。
不能被骂的明星，是符合主流审美取向的明星，他们好看，持续勤奋，爱异性，和别人走到一起必须是因为感情，还没有过分怪诞的言行。哪些明星是可以被骂的呢？不会打扮的、精神状况不稳定的、传出不符合市民道德规范的绯闻的、有出格言行的、性倾向可疑的。骂他们，简直毫无风险。风雨无阻徐昕
有两个南方好友来北京玩，我请他们跟着我的团亲身体验一下我的工作。那一次我是做北京地陪，因为没有酒店住，所以每天必须早起。早上5：30起床，6：00从家出发———为了避免迟到，一定要在上班高峰前赶到酒店———吃酒店的自助早餐，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10：00回到家，继续跟这两个朋友侃大山，一直侃到凌晨2：00，眼皮实在架不住了，这才上床睡觉。只睡三四个小时，又得起来工作……等到第三天，这两个朋友就举起了白旗，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跟我出去玩了。
后来我问他们，对导游生活有什么感想？他们想了想说：“嗯，还好，就是太缺觉了。”
几年导游当下来，早起已经成了一种本能，生物钟自然而然地被定格在了5：30，哪怕睡得再晚也会在这个时候醒来一次。夏天倒还好，天已经亮透了；最痛苦的是在冬天，看看窗外还是漆黑一片，要离开温暖的被窝是一件多么挣扎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在半梦半醒中阴暗地想：老天保佑，今天要是下大雨就好了。
可如果真的下了大雨，最惨的还是我自己。就像足球比赛不会因为恶劣的天气而取消，带团行程也极少因为天气的原因发生变更。烈日、雨雪、沙尘暴，天气再坏，团还是要带的，只是更加辛苦而已。有一次在十三陵神道上走着走着，突降阵雨，整个团只有我一个人带伞，而路上也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我把伞让给客人，他们都不肯要，我也不好意思一个人撑伞，最后大家全都淋着，跑到车上时，全团都成了落汤鸡。
今年年初的一天，北京下起了大雪，我坐在清晨的出租车上，电台里很应景地播放着田震那首《北京之雪》：“当雪花朦胧了北京城……快快步迎接另一个春，多少知心话像一盏灯，留给惦着我的人。”我看着车窗外北京的早晨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变得越来越妖娆，我突然觉得，能够见到雪景，这个团的客人是非常幸运的。预约宁檬
英国人非常重视预约，大到开会，小到吃饭，都得预约。去看病，除非已经病得奄奄一息，否则接待小姐一开口就是：“有预约吗？”我自己就曾经咳得水深火热，还只能和医生订了一个三天后的约会，含泪而去。
还有一次，一位中国考古学者来英国，我负责接待。那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第一天的日程就是拜访伦敦中国瓷器博物馆的馆长。老太太告诉我，她和这位馆长当初在一个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同任过理事，当时相处甚欢，馆长说：“将来若来伦敦,请来本馆指教一二。”
我陪着老太太一大早就到了博物馆门口，才九点。工作人员说十点钟才开馆，她不解地问：“门不是开着吗？”英国人的一板一眼我早有心得，赶紧解围说：“咱们不让人为难，在外面遛一圈再来吧。”
十点，我们在接待台递上名片，对方第一句话就是：“有无预约。”我说：“她是大老远从中国来的，没有预约，请一定要帮忙。”接待员上楼通报后回来说：“馆长今天非常忙，后天星期三上午十点见面可以吗？”
老太太大吃一惊———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伦敦，到了朋友门口，对方居然不下楼见她。老太太一定让我跟对方解释她是谁：“你跟馆长说，我是去年在北京的古陶学术研究会跟他一起坐主席台的那位中国人！”
接待员拗不过我们，只好再跑一趟，回来满面歉意，但还是只能星期三见。接待员说：“其实您来伦敦之前，跟馆长预约一下就好了。”
还有一次，我的一位女友，周三定下来，周六在男友家开生日派对。她是中国人，男友是英国人，于是中国朋友、英国朋友，他们都请了。结果那晚能来的，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在英国，周末的活动，一般都会提前两周预先安排预约。否则，不是没有约会，周末在家里看电视，就是想约的人早就有安排了。
不过在伦敦久了，发现预约也还是很有好处的。比如买车票戏票，预约预购的价格都低得多。一张四十来镑的火车票，提前一周订购，就只需要十一镑。纱窗与竹帘白脸
冰心老人的小说《奇异的梦》有这么一段描写：“那是一天下午，我卧在床上，窗帘垂着，廊下的苇帘也放着，窗外的浓阴，绿水般渗透到屋里来……”
过去夏季为了消暑，普通人家都是用冷布糊窗。冷布其实不是布，而是用单股细纱织成的纱布，用来糊窗极为透风，俗称“纱窗”。四合院的门窗均为木制，外糊纱窗，另有雪白的东昌纸做的卷窗在内，有风时落下，无风时卷起，清风徐来，怎一个“爽”字了得。屋门上则挂竹帘，借此外望院中日影，及穿梭于前后院之间的邻家小妹。到了晚上，坐在昏暗的院中乘凉，室中灯下人影绰绰，身影时隐时现，颇有意趣。
纱窗和竹帘的功能不仅于此，还各有各的妙用。先说纱窗，取六七十厘米见方的纱布一块，四面折起一指高的边，用绳穿起四个角汇于中间，再接一根两米长的粗绳。这样，一个简易的渔网就做成了。我们一帮小伙伴，人手一网，将其置入积水潭湖中，少顷，快速把网提起，网中必见寸许长的白条不断跳跃，那时的满足感，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如果要能搞到几块羊蝎子，则更地道。因为啃完的羊蝎子，是河虾眼中的超级美味。将一块羊蝎子绑在网中央，沉入湖中，等再次起网，定有斩获。以至于后来我把李清照《醉花阴》中的那句：“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经常背成：“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我对纱窗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了。
竹帘则是我们用来糊风筝的工具，好的虽然做不了，但做“屁帘”的龙骨确实绰绰有余。每当夏天我妈发现我把竹帘已经抽得惨不忍睹，总会痛心地说：“败家的孩子，这不是成心放蚊子进来嘛。”
您问我前天吃的什么，我早忘了，纱窗和竹帘却一直烙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样东西时间越久越值得回味：酒，乡愁和童年的记忆。坐台的腕儿们郑平
7年前，法国队在本土3：0诡异地击败巴西夺得世界杯。那个凌晨，北京大雨滂沱，从半夜一直下到天亮，夜晚仿佛是被那场大雨洗成白天的。当时在东单金鱼胡同路口的富商酒吧借世界杯开通宵球档，花钱请一帮跟足球多少沾边的熟脸们对着电视评球。我当时在电台做体育节目主持人，也被拉进来聊胜于无。一起的还有国际广播电台著名的张老师。张老师当时在央视跟同样著名的韩老师做意甲的转播顾问，他喜欢按原文发音把帕尔玛念成巴尔玛，把巴乔念成芭蕉，韩老师经常用他经典的信口开河方式解释张老师为什么半天没说话：啊，这个，张老师要离开一会儿，去意大利打个电话问一下。
就这样，那一年的世界杯我跟着张老师以及另外几个比张老师更著名的大腕在几家酒吧“坐台”，不是为钱，就算为钱也没用，因为不多，我们私下里自嘲比小姐坐台只少不多。那天让人更为不爽的是东家不明不白地把原先说好的价码往下降了，原本就低，所以从绝对数上说降也没降多少。都是讲体面的人，心里不快却也不好发作，一干人等深刻感受着人格与尊严在生存范畴中的无奈与无助———其实也很习惯，后来当了大俱乐部老总的另一位张老师其时还打着面的颠簸着从南向北直穿北京城，去电视台或其他地方讲球布道，与今日风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那夜，店家还请了一名当时红得发紫的围棋国手，刚从韩国输了棋灰头土脸地回来，一进酒吧就被严严实实围上，签名照相拉手寒暄。国手一脸冷漠和不耐烦，用浓重的江南口音普通话胡乱支应几下之后一头扎进了一个僻静角落处的包厢，少顷，店小二领着两个浓妆艳抹袒胸露腿的女子踅进包厢，自此包厢厚门紧闭，灯光的幽暗与暧昧的程度把不同的腕儿们隔成两个世界。当法国队后卫佩蒂特打进第三个球时，酒吧大厅一片鼎沸，大小包厢房门洞开，人们蜂拥而出，乱成一团，但国手包厢依然紧闭房门，外面的世界水泼不进。张老师很轻地嘟囔一句：输了还这么嚣张。
门楼上有个木头风车的富商酒吧早就没有了，那个位置就是现在的金宝街路口，车来车往，红灯停，绿灯行，七年前那个夜晚也被时光碾来碾去，甚至在记忆中也已经面目全非———问候张慧德老师的时候，老同志居然全然没有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