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匆匆地来访，又匆匆地走了，留下的是他和另一位老人合写的新书《沽上百戏——辉煌的天津杂技》。
这两位老人，一位叫胡青，76岁；另一位是艾彬，已然年届八旬。他们古稀结伴，追踪“百戏”，勤奋笔耕，前后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本市第一部讲述天津杂技艺术发展历程及其闪光足迹的专著，读时让人不能不为他们的热忱和奉献所感动。
天津杂技走过的漫长历程和它所创造的辉煌，成为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值得骄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杂技起于民间，兴于民间，并且和许多传统的民间艺术一样，往往最绝妙、最珍贵的东西在艺人的身上，如不抓紧收集和记述，就有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流失，于是抢救的工作就日甚一日地提到了紧迫的议事日程上。这也就不难理解，周骥良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连续用了两个“千好万好”，庆幸两位“抢救的人”的出现，即书的两位作者。胡青和我曾是文联的老同事，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是他的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担任杂技家协会秘书长（后曾调任杂技团团长）就成了杂技艺术的“发烧友”，几乎言必称“杂技”；二是爱惜人才，善于团结人。也许就是凭着这两条，他把被誉为“天津杂技活字典”的艾彬揽到了身边，一拍即合，优势互补，干起了重要而又繁难、劳心费力的大事情。两位老人几经寒暑，追忆寻访，整理提炼，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再加上一个“千好万好”，老人们的努力得到了该书的两位主编——天津杂技团团长侯全根和专攻中国民俗文学史的女博士鲍震培的热情支持和鼎力相助，终于结成了硕果。
《沽上百戏》一书，以天津地域和历史为背景，通过“历史回眸”、“当代概览”、“精彩纷呈”和“群星璀璨”4个章节叙写天津杂技发展历史。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既以史为线，说古道今，又注重以艺带史，以人写史，力求在追溯中充分体现天津杂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凸现天津杂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创造和骄人业绩。书中对天津最具代表性和影响的杂技节目、表演团体和几代优秀演员，都有详尽的记述，而且作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写史注重写艺、写人，使人读后较为全面地领略到天津杂技的辉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深情地说：“天津杂技的历史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经过了六百多年的沧桑，从兴起、壮大到繁荣，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成长。”《沽上百戏》从一门艺术、一个侧面，也反映着城市的演变与进步，因此它不仅是献给杂技的，也是献给天津的一份真诚和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