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我所讲的忽视心灵领域的创作，是指中国的某些古典文学创作(《红楼梦》自是例外)、当下似是而非的现代后现代性写作、农村经验书写、都市经验书写，其写作主流都相当迷恋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家庭的、道德的、权力的、谋略的、男上女下的书写，即使对个体经验有所倾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书写，也因为仅仅停留于世俗的大众的雷同的经验
之上，使读者很快产生阅读疲倦。主流书写对“生存”的追问与控诉多，对“存在”的追问极少，距离心灵的领域很远，缺乏大慈大悲的手笔。
而我为什么又说，在受众方面也明显可以看到忽视心灵领域的迹象呢？作为民族心理安慰的《红楼梦》居于中国文学庙堂之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显然，极度重视心灵与审美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对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文化习惯之影响远远不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不及《厚黑学》。影视作品之所以不敢轻易惊动《红楼梦》，撇开商业因素不谈，恐怕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素养、内心纯度、眼神神韵再难抵达她的境界。“红学”索隐派、考据派、新考证派为我们所设的繁文缛节，同样让后人望而生畏。事实上，《红楼梦》的审美意识、对心灵的关照，她大慈大悲的手笔，她的悲剧观、宇宙观、哲学观，至今没有人比王国维的境界说看得更高远更深邃，“《红楼梦》，宇宙的也，哲学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之精神”。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红楼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存在，人们为她树立了牌坊，却漠视她丰美的心灵境界。
在《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读书》2005年第7期)一文中，刘再复先生认为《红楼梦》塑造出林黛玉等诗意女子形象，她们的美丽来自于内心最深处的干净、植根于真性情；同时指出宝玉有一颗真正齐物的平常之心，一颗天然确认人格平等的大爱之心。他看到了心灵力量对时代、国别的超越性。刘再复的文章从宇宙、哲学、文学的角度出发，细致地对王国维的思考视角、《红楼梦》的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进行了再阐释，这一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远离那些对《〈红楼梦〉评论》(王国维)的片面指责，同时，他也帮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重视历史、政治、社会特征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如何挤压文学本体的心灵世界、审美意识。
《红楼梦》与另外两部中国古典名著比较起来，如刘再复先生所言:“《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心术的大全。其中的智慧、义气等也因为进入权术阴谋系统而变质。《水浒传》则是在‘造反有理’和‘情欲有罪’两大理念下造成暴力崇拜和推行残酷的道德专制。”前者的心理阴暗、后者的行动野蛮，二者共有的斗争“哲学”，既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与行动“指南”，也是当下的人们正推崇与热爱的生存潜规则。基于这样的群体心理背景，强调忠孝奴隶式等级观的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经管书籍，强调运筹帷幄、玩弄他人于股掌之间的权谋新解，才那么受某些现任管理层、努力向上爬的未来管理层人士的欢迎。这正是不重视心灵领域的创作所培养出来的受众市场，这也是不自觉的整体性心灵焦虑所在。
乃至在文学批评领域里，也可以看到某些批评家如何疏远我们的心灵世界。《天涯》2005年第4期所登载的《李陀、吴亮网络之争》，对文学该不该心存期待、“纯文学”这个概念是否可靠、文学可不可以不批判、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文学……他们的争议无疑对当下的文学建构有大的启发。而正是基于对批评与文本脱节的忧虑，李陀提出要“直觉在先，理论在后”。确实，直觉、独立判断的能力，是文学批评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但事实上，某些批评家早已抛弃了直觉与经验，随时搬出福柯、本雅明、阿多诺、哈贝马斯、德里达、斯皮瓦克、布迪厄这些名字去填充自己文章的虚空，当然，我很景仰这些大师的天才，但如果脱离了中国本土经验，完全脱离了具体文本以及面对文本时的第一判断力，那些高密度的双引号于我们的内心有多大的意义，我心存怀疑。
正因为文学创作与批评对心灵的疏远，受众才会从更世俗的渠道去寻找心灵的依托。《大长今》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几米的画何以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不错，确实是商业渠道让受众有机会看到她(他)们，但看重心灵领域的创作，才是感动人心的根本原因。关于文学的病症、时代的病症，我赞同吴亮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绝不是它的惟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套用姚鄂梅的一个句式:没有贫瘠的时代，只有贫瘠的心灵。因为心灵贫瘠，所以与心灵直接相关的文学创作、批评、接受也贫瘠而狭隘。但如果心灵丰美、细腻、敏感，如果人类始终具备人类的基本情感，如果人类始终向往心灵的自由与尊严，文学将不会死亡，文学性更不会终结。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