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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南京大屠杀》(油画,作者:蔡玉水)
正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京沪美术作品联展”中,第二部分以“凝重色调”为题,精选了建国以来10组有影响的中国画、油画。作品通过对残酷的战争场景的描绘,表现了民族历史的“悲剧”。美术评论界借用“伤痕”文学一词,称之为“伤痕”美术。
“伤痕”美术是怎样产生的?它的表现手法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美术馆研究员、执行策展人尚辉。
特点:审美意识的转变
文革后,不少作品从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从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转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绘。
展品《矿工图》的产生,标志着主题绘画审美意识的转变。画家从幸存下来的老矿工身上获得了深切感受,以民族斗争为主线,“画出受压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状态。”画面中那些极为沉重、痛苦、令人悸动的形象,远远超出了矿工题材自身。《中华百年祭》的创作过程也是一次长达10年的悲剧体验。画家把自己封闭起来,独自吞咽这百年的屈辱,感受母亲6岁沦为孤儿被数次转卖的遭遇,兄妹五人在艰难中长大的经历。创作冲动和苦难体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华百年祭》的形象基调:鲜血、生命、镣铐被镶嵌在象征永恒的石碑中,“以历史的悲剧给我们以深沉的思考”。
突破单一现实主义再现模式,将现代艺术语言和观念纳入创作中,使“伤痕”美术具有当代艺术的特征和文化含义。《矿工图》利用形象的重叠错位:数不清的仇恨目光、麻木的脸、痉挛的手,以其自然真实牵人心魂。油画《南京大屠杀》的人物躯体是写实的,但将不同场景构织在一起,仿佛是梦魇将民族伤痕的影像重叠在一起。这种超现实的时空组合,目的不是赏心悦目,而是让人心灵震撼。
起因:对主题创作的反思
尚辉介绍说,早在1980年,美术评论界就提出“艺术要反映理想的生活,但不能要求艺术家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使艺术只可以捕捉理想,并把这种理想作为‘样板’强加给艺术家。”评论家邵大箴也反对把文学、戏剧的情节观念移植到绘画中来,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达故事和情节。
因此,有不少题材主要在倾诉悲剧的情怀。《浑江血证》再现了骇人听闻的“浑江双十二惨案”,描绘为生存而抗争的35个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痛苦的呻吟与愤怒的呼号让人震惊和伤痛。《杨靖宇将军》则描绘了他被日寇枪杀后尸体在雪橇上拖行的情景。这里没有表现反抗,只有押运日军踩雪的脚步声和牵牛老农的木然表情。这种勇士之死,反使人追忆他被害之前的壮烈与英勇。
“伤痕”:倡导“尊重历史”
“伤痕”美术倡导“尊重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夹裹了人性主义立场。例如,被俘日军忏悔也成了创作的一个视角。《秋雨》描述了日军投降后的撤离,把日军置于萧瑟的秋雨中,寓意侵略必败的人文内涵;《月是故乡明》描绘了月光之下日军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反衬出战争的残酷及渴望和平的心理。
本报记者 顾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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