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8月15日、9月2日是值得全人类欢欣但又要警惕的日子，它们作为全人类的身体伤痕标志，昭示着灾难的未来可能性。2005年的八九月之交，不仅仅应该是那些战败国向受到伤害的民族真诚道歉的季节，更应该是我们自己向历史向受难者鞠躬谢罪的季节，因为精神的健忘症正在有意无意漂白着历史的苦难、清洗着历史的鲜血、篡改着历史的经脉、践踏着历史
的生命感觉，也在消耗着我们所有精粹而伟大的文化传统。健忘症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精神难题。
精神如何被遗忘
傅国涌的《“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书屋》2005年第8期)是为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而作，杨卓舒的《因外族入侵而被改变的历史》(《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8月24日出版)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作。这两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再度唤起我对精神健忘症的思考。精神的健忘症是国人“活命主义”哲学持之以恒的行为实践，这种疾病因先天性的神性缺乏与精神缺陷、制度性的遗忘与疏忽、知识体系策略性的编排所致，学校教育严格的作息制度与急功近利的学科分配制度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傅国涌的文章，可以使读者有机会了解到与黄兴、孙中山相关的更准确更全方位的历史细节。如果没有黄兴，孙文的理想难以实现；没有黄兴的配角意识，孙文难保自己的领袖地位(“倒孙”事件时有发生)；孙黄尽管有国旗之争，在宋教仁案的阴影之下，黄兴还是以大局为重……对黄兴的革命一生，作者的分析较客观，史实也丰富，对其历史地位的定位相对准确。
对比起来，看看我曾经教过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除了简单几次提到黄兴的名字之外，所有涉及辛亥革命的内容都在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业绩作铺垫，强调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作用，并运用历史进化论、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为孙中山先生个人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党派悲剧、政制悲剧、历史悲剧作出解释。对于辛亥革命的史料安排，“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王者思路相当明显，孙中山先生曾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处于胜者为王的类同地位，而黄兴则在袁世凯得势之后，拒官归乡，“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他于1916年病逝，自此，世上再无黄克强。教科书明显冷淡与孙中山同样伟大的实干家黄兴，尽量淡化他的历史功绩。厚此薄彼的知识编排，必将直接导致对历史的定位不当，进而带来诸多思想遗留问题。傅国涌所记录的虽然是个别的具体历史事件，但在对比阅读中，我们可以窥见选择性精神遗忘症的部分缘由。
我们的教科书死守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说，深信“所有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实际上，有时候历史的巨大灾难往往是由几个疯子率先挑起，再流血飘杵、尸横遍野(在极权社会或经济即将崩溃的社会，这种可能性尤其大)，这也是历史除了要讲必然性还必须兼顾偶然性的缘故。如果滥用偶然性去盲目证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今人只好有选择地记住历史，记住必然性，谋杀偶然性。想一想吧，孩子们从小就被迫有选择性地背诵历史，然后拿着被更改过的历史碎片去换取大学门票的百分比面值……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关心孩子们的精神窘境？
历史何以被遗漏
除了我们教科书的遗漏，某些学科一统人文科学天下的野心(文字学、语言学等)，还有自然科学的挤压，综合之，历史与历史学一再被弱化。一方面，我们拼命指责别国不正视历史；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考试制度、大学招生制度却正在残酷地剥夺我们珍贵的历史记忆。预备参加高考的文科学生，蜂拥地去选择政治作为3＋X的X科，是因为大学里赚钱热门的文科专业几乎只招选修政治学科的学生。遗忘其实正是从急功近利的基础教育开始的，换言之，如果基础教育继续保持学科严重失衡的态势，我们的精神健忘将会持久地存在下去，那将不是跳水世界冠军不知道卢沟桥事变的个别事件。在追究别国侵略史及本国苦难史的时候，健忘的民族将会底气不足。有责任心的媒体，每逢“年”过“节”，都会出几期声势浩大的纪念特刊，比如说《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期推出的专栏系列、纪实报道等。尽管媒体强大文章有力，但对历史记忆也只能做修补挽救的工作，他们无法根本扭转精神疾病的来龙去脉。
只让人记住仇恨与盲目感恩的历史教育，是灾难性的历史教育。仇恨是心灵的魔障，是恐怖主义的根源，是极权主义的借口。以仇恨的方式活着，也将在仇恨中死去。为了救赎，让软弱向伤痕忏悔、让怯懦向苦难道歉、让遗忘向历史谢罪、让罪孽向生命低头、让逃避向证据叩首，惟有心灵反省、心理自觉持久存在，我们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才有可能变得真正强大坚忍。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