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争锋·文怀沙能叫板《四库全书》吗？
文怀沙先生主持编纂了一部大书《隋唐文明》。在新书首发式上，文怀沙一段话却让我觉得颇为惊讶。他说自己是在“以最广大的人民性去还历史本来的面目”，这个忠心表得怪。
《四库全书》和“最广大的人民性”有关吗？或者说，文怀沙为首的这个班子的工作，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与利益吗？
在这个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不曾听说有哪家调查公司为体现“最广大的人民性”而进行选题调查，也不曾听说这个议题在人大的相关会议中被提出和讨论。这里的意愿，仅仅是以文怀沙为首的这个编辑班子，甚至是文怀沙个人的意愿罢了。
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这套丛书中体现得更加荒谬。根据出版方提供的销售情况，这一将近6000万字的宏大工程以3.8万元的单价，在全国范围内限量发行1000套。这价格一般读者无法接受，限量发行的方式，又无法让尽可能多的图书馆收藏。《四库》编纂完成以后，抄写了七套，分别藏在故宫文渊、承德文津、镇江文宗等阁。最广大的人民从来就没有接触它的机会，甚至编纂者都没有让人民接触他的初衷。从这一点上来看，《隋唐文明》的编纂和出版者是与《四库》的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
另一方面，《隋唐文明》与“最广大的研究者性”有关吗？
清人编《四库》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同时《四库》全部以誊录的方式完成，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它一般不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底本，只是在必要的校勘过程中作为参考。想来在文怀沙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清人并未以《四库》为依据，全面禁毁其他图书，因此虽然《四库》对岳飞“只字未提”，但民间依然流传大量记载岳飞故事的书籍。所以，《四库》本身的问题，并不直接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研究工作造成伤害。以《四库》非信史为由，编纂其他丛书，理由并不充分。
尽管《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问题颇多，学术地位也并不甚高，但也总是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有它学术上的意义，一则在印刷手段较为落后的时代，通过编纂大型丛书保留了一大批孤本；二则其《总目提要》为后世文献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在《隋唐文明》的编纂活动想必也从《四库》中获利甚多。《隋唐文明》的工程规模，较《四库》4000学者、20年时间小得多，文怀沙的个人学术水平，比被他鄙视为“奴才”的纪晓岚也逊色许多。通过大型丛书保存文献，在目前的印刷出版条件下也实属多余。由此可见，《隋唐文明》体现“最广大的研究者性”也落了空。
不是给“人民”的，也不是给研究者的，文怀沙先生这次的恢弘之笔，恐怕“文化面子工程”的意味更大一些吧。
徐来（上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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