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新作《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已经未出先热。在多家报纸的连载中，杨沫被还原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片段以及老鬼一如既往的犀利笔法，都成为吸引读者阅读的理由。
上世纪90年代初，老鬼描写内蒙古下乡插队经历的《血色黄昏》，描写“文革”期间学校生活的《血与铁》，都以直面惨烈现实的冷峻与凌厉，带给人异常沉重的警醒和难以释
怀感。而刚刚推出的《母亲杨沫》又以务求还原事物本有的真实，为读者提供了历史档案般的解析和研读。
在《母亲杨沫》的写作中，作者在“前记”中就郑重表白，他要“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为追求客观和力求真实，书中基本的叙述均以杨沫的日记、笔记为依据；书写与此相关的人和事，也以有案可稽的第一手资料为佐证，务求禁得起追问与推敲。
面对杨沫这样的名家母亲,怎样“讲真话”？书中可以看出，老鬼对母亲早年与张中行的关系，晚年与某秘书的来往等敏感话题，都不避不绕，坦诚面对，并以各种材料的相互印证，以及自己在材料梳理基础上的客观辨析，娓娓讲出事情的的因果。评论家白烨看后评价：“应该说，在整部作品之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并不是儿子老鬼在对母亲杨沫进行回忆与记述，而是一位具有史家气度的作者对一个罩着许多光环的名家的读解与剖解，这种不为尊者避、不为亲者讳的写法，既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杨沫’，也写出了家庭、社会和时代对‘这一个’的打制与塑造。《母亲杨沫》中的‘张中行’，我觉得老鬼的叙事既是真实可靠的，也是分寸得当的。还有《青春之歌》的成书过程以及出版之后的反响及争论等，《母亲杨沫》都花费了较多的篇幅和翔实的笔墨，几乎是‘传真’般地叙说了作者写作的辛劳、作品出版的艰难，读者反响的强烈，文坛争论的尖锐。这些部分的文字，实际上可作为《青春之歌》这部经典之作的写作史与传播史来看待。”
读《母亲杨沫》，给读者印象深刻、撞击也更为巨大，还是作者在作品里写到的因种种原由所造成的亲情的泯失，母性的淡薄。在“文革”的极左政治的高压之下，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不是彼此保护，而是被迫相互揭发，并且招招险狠，直取对方的政治生命；从小到大，从外到内，作为母亲的杨沫对自己的几个孩子不仅很少关爱，绝少呵护，而且每每在需要她“拉”一下的时候，她常常却去“推”一把。对此，老鬼都作了一些思考与剖析：“可以说，那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极端的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关于《母亲杨沫》中有关母亲失去母性，亲人失去亲情的描述，委实是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之后如何使社会肌体的“细胞”病变的一个典型个案。这些独具特色的内容也使得这本书别具价值，那就是它以一种严酷又痛苦的真实，记录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又以一个特别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最终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赵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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