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郁达夫要移家杭州，修筑“风雨茅庐”，鲁迅曾写诗劝阻。在鲁迅心目中，杭州只是袁子才一类人与苏小小认乡亲的地方，最足以消磨人的意志。
对于故乡浙江，鲁迅晚年一直耿耿于怀。当时掌握上海文网生杀大权的多为浙人，如潘公展、朱应鹏、穆时英以及鲁迅所怀疑的杜衡等，他的论敌之一王平陵虽非浙人，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不过故乡既有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之类，也有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这样人品高洁的清流，他们与那些浑浑噩噩的浊流、唯唯诺诺的奴才不可同日而语。
不说蔡元培亲自为《鲁迅全集》写序，备极推崇。在鲁迅移居上海的最初四年，蔡元培执掌大学院、中央研究院，每月给鲁迅发放三百银圆，名义是“特约撰稿员”，直到1932年初，国民政府以“绝无成绩”取消。
曾为新闻界翘楚的陈布雷、邵力子虽入侯门、身居高位，毕竟对言论自由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希望政府‘俯舆就情’，更对鲁迅充满敬仰；加上一层乡谊之情，多少也会影响国民党对鲁迅的态度。特别是陈布雷，身居要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主持和决策人物，鲁迅著作的大量流布，和他是应该有些关系的”。
即使在普通的“小”检查官中也不乏“对鲁迅的著作网开一面”者，“1934年甘肃‘审查处’呈请封禁鲁迅翻译的《表》，中央‘审委会’的王勉之批道：‘此书颇富有教育意义，毫未牵涉到政治问题……不必检扣。’”(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
《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也与邵力子、陈布雷等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
直到鲁迅去世八年后，战时首都重庆要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
傅国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