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广东法政学堂的建立，标志着广东现代法制的起步。2005年11月，起源于广东法政学堂的中山大学法政学科将迎来百岁诞辰(1905年－2005年)。为了传承和弘扬百年法政的优良传统，学校将举办以“百年法政”为主题的大型庆典活动。
法制变迁是社会进步最有力最深刻的见证。中山大学法政学科起源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成立的广东法政学堂，与京师法律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第一批官办法政学堂一起
揭开了中国法政教育近代化的序幕。这100年来，中山大学法政学科见证了中国的变化，自身也被改变着:在这种命运多舛中，看到了法制精神与法律思想的沿革，更看到了法制变迁与它所表现的社会的紧密关系。
“中大校史应从法政学堂算起”
“中大的校史应从法政学堂开始算起。”中山大学的近代史专家袁伟时教授说:“中大的历史应该是一百年，而不是从合并之后才算起的81年。”他认为现在这种计算办法将广东整个高等学校的历史发展截短了。
袁伟时谈到，广东法政学堂的开局相当好，处在一个正在实行新政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之下，从官制、法律各方面都在进行改革，正在开创新纪元。
一方面，实行司法改革，清廷当时决心要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于是，以西方学成归来者、清政府代表(以沈家木为首)、外国顾问(主要是日本法律专家)一起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司法改革，废除残酷的刑法，如凌迟、诛九族等，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刑法都进行了革新。沈家木当时还组织翻译西方的法律书籍。同时，又参照英美的法律体系，积极进行法律的修改。直至1949年以前，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次司法改革所制定的法律和成果，只有局部修改。
另一方面，废除了科举之后，新学堂对中国培养人才作用很大。各地普遍办起两个学堂，一个是法政学堂，一个是师范学堂。早在1904年，就已经在京师大学堂里设立了法律学堂了。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提学使于式梅联名奏请将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广东法政学堂起点很高，专门请了日本队教习来讲教，用的也是日本的课本，一开始就跟国际接轨。继广东法政学堂成立后，1907年，北洋法政学堂也相继成立。
广东法政学堂的历史颇为坎坷。到了1909年，广东法政学堂新校舍建于广州现在的法政右巷一带，法政路因此得名。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广东法政学堂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学制4年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两科，成为正规的大学。1923年8月，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1924年2月4日孙中山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专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将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法科也随之成为中山大学法科，并于1931年发展为法学院。
只是没想到，1949年以后，这个法学院却迎来了更为残酷的变革和命运。
院系调整:法学专家教化学
李启欣教授是中山大学法政学院的第二任院长，并做了长达8年的法律系系主任。然而，在院系调整中，他就被迫离开法学，转而学习化学，并且担任了数年的化学系讲师。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法学院及法律系被撤消。中大只保留了文学院、理学院，“校－院－系”变成了“校－系”两层架构。直到1979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才复办法律学系。
院系调整的时候，李启欣正在中山大学念书，他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当时，全国的几个大行政区都各建立一个政法学院，以满足对政法干部的需求。只有东北人民大学(即今日的吉林大学)、武汉的中南政法学院保留了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也保留了:因为它是1950年才成立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苏联专家来上课。连北大的法律系都没幸免，剥离出来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后为中国政法大学)。1952年之前，中大法学院的师资力量还颇强，取消后，许多老师就不得不去了武汉的中南政法大学。李启欣也是其中之一。
“50年代以后，法律系就变成了政治性、阶级性、革命性强烈的一个系。”李启欣告诉记者。当时因为“政法是无产阶级的刀把子”。即使还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但整个课程设置都在指出，只存在一种正确的道路和思想，不可能有学术自由。老师的讲稿要经过审查，讲稿讲完之后还要回收归档。与此同时，1952－1953年，是中国司法改革运动。旧法虽已废除，但仍提出反对旧法观念，反对旧法作风。
而这一段历史导致，李启欣作为一名法学出身的学者，居然转身学起了另一门毫不相干的化学，学了5年，拿到了毕业证书。1978年底，李启欣在广州师范学院任教，担任《基础化学》的讲师。1981年，他终于回到了中山大学。“那时，我已经50多岁了。我回中大教外国法制史，因为当时广东只有我一个人研究这门课。”他重新完成了从化学到法学的转变。
而著名的法学专家端木正也有类似际遇。1950年，端木正从法国拿着国际法的博士学位归来，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岭南大学被归入到中山大学，法律系也取消了，他只得改攻历史，专门研究法国史。在1979年恢复法律系以后，端木正做了2届系主任，李启欣接任，又做了2届系主任。其实，1987年当上系主任的时候，李启欣还是一名法学副教授，职称还没评上去，在接待外国学者的时候，偶尔会尴尬。但这不是某个人的尴尬，而是时代的尴尬。
回归之路:从政治返回法学
“这二十年来，从法律系到法学院，不断地在进步，大的‘手术’倒没有，只是在课程具体内容上，由老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微调。现在，强调本科生就应按研究型人才来进行学习，强调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位70多岁的老系主任李启欣说。
“《法理学》的内容变化较大，不再套用政治学了，原来两本书几乎没多大差别。现在的学术研究更自由更有独立性，敢提一些真问题。”李启欣这样来阐释这种变化。经过近百年的变迁，历史沧桑，风雨飘摇，法学教育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兜兜转转之后，现在的课程设置跟一百年前很相似，基本框架一模一样，只有内容有微调。回顾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法制与各种制度的运作都是正常的，这说明当时建制的方向还是正确的。从历史上来讲，崇尚法制，的确能促进社会进步。虽然中间曾经经过了扭曲。
李启欣还特别提到了“法”与“政”的关系。1993年，中山大学的法律学系和社会学系、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以及人口研究所组成一个新的学院，李启欣负责组建，对“法学院”的名字就有过争议。他想起最早的“广东法政学堂”，于是建议改名为“法政学院”。“但是，我不同意叫政法学院。这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政，是行政管理，政府的行政权力是法律赋予的，法与政是派生关系，而非并列。”他坚决地说。
2001年9月，中山大学撤消法政学院，以法律学系为基础建立了法学院。这个建制一直到今天。一个更纯粹的法学院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法制社会的意识，已经进一步深入民心了呢？
陈炯明:广东法政学堂走出的政治家
“陈炯明是一个尊重法理的人。他在新的法政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没有受过法政教育的人可以比拟的。”
——中山大学近代史专家袁伟时
一个尊重法理的政治家
关于陈炯明，有这样一则众所周知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已避居香港，日本人想拉拢陈炯明，他坚决不从。日本人影佐带着一纸支票来拜见，对他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自由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当场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对方告辞后，即用笔墨涂“X”号在支票上，让马育航送还影佐家里，以示决心。两年后，陈炯明就因病去世了，去世时，身无长物。
谈到曾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时，对其素有研究的袁伟时教授认为，“作为广东法政学堂的第一届最优生，陈炯明体现了他尊重法理的一面。”
陈炯明也许是广东法政学堂最具大众知名度的毕业生了。陈炯明1908年以最优生的身份，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他就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表现杰出，任常务驻会议员，被选为法律审查会会长。他锋芒尽露，旗帜鲜明。有人说，谘议局里最棱角分明的陈炯明和另一议员，都是毕业于法政学堂。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
然而，因为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陈炯明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袁伟时认为，剔除掉国民党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他本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陈炯明在任议员时，做过以下一些实事:一是坚决禁赌；二是保证人权，捉住匪徒不得就地正法，而须通过审讯；三是发展经济和教育；四是提议组织政党；五是参加了全国的谘议局联合会，在1911年发挥了极大作用。同时，陈炯明秘密参加了同盟会，参加了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以前，陈就作为一个政治家已产生了较大影响。
1911年，胡汉民当选为广东省都督，陈炯明当选为副都督。孙中山要求胡汉民北伐，于是，1911年12月至1912年4月之间，陈主持广东省军政工作。还积极参与了暗杀清政府大员和黄花岗起义两件大事。
辛亥革命后，各地既有政府的新军，又有依靠土匪编制而来的民军。有许多民军进入广东，七个“土匪头”占领了广东七个区，共有“土匪”14万8千人。民军为非作歹，把整个广东的财政给拖垮了，社会体系也扰乱了。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局面，一直到1913年，陈炯明都在担负起这个责任。他处理事务很干脆，开始专门整顿民军，把整个广东的局势稳定下来。
一个受争议的爱国者
但陈炯明做了三件有争议的事情。第一，1912年，陈炯明整顿军队，结果王河顺的民军进行抵抗，就和陈炯明的队伍对打起来了，陈炯明把他解决掉了。有人认为他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应该。
第二，报纸对此事的评论很多。有一份报纸造谣，说陈炯明下令解散新军。此事非常严重，陈炯明把报纸主编扣起来，直到查清楚，造谣者原来就是民军的一位参谋。同时，牵连到另一位报纸负责人陈定香。陈炯明把二人都枪毙掉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反弹，参议会谴责他，别人也认为他在干预新闻自由，报复媒体。
第三，1912年4月，因为黄世仲贪污军饷的问题，陈炯明把他逮捕起来。后来，胡汉民回到广东，接任都督，陈炯明不告而别去了香港。胡汉民把黄世仲枪决了。大家又把这笔账记在陈的名下。
其实，即使这几件事陈有不当的地方，也是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整个民国初年，陈炯明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功劳是主要的。”袁伟时在对陈炯明分析时，这样作结。
陈炯明很爱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外蒙古独立。1917年后，他领导粤军，建立了闽南护法区的根据地，一贯主张社会主义。此外，他还将桂系军阀赶出广东。
一个富有作为的省长
1920年，孙中山回来后，陈炯明出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建树很大。首先，他将全省的财政都整顿起来了。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在广州现代化的进程中，陈炯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发展蚕丝、拓宽马路、建立无线电报等等。
他发展教育，包括筹备广东大学，把陈独秀请来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另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整顿和扩大。
同时，他还提出民主政治，提出县长民主选举。
他坚决禁赌、禁娼、禁毒，哪怕有人反对，说是截断了政府的财路，他也坚定不移。
他还主张广东就建设为“模范省”，主张各省通过联省自治来统一，不赞成打仗。孙中山原来支持联省自治，后来又出尔反尔，想武力统一全国，为此不惜引入苏俄的力量，赞成外蒙古独立。他与孙中山的分歧在于两条统一路线的斗争。陈是走和平统一的路子，而孙走的是武力统一的道路。但是，孙中山的威望很高，又借得了苏俄的军事支持，陈炯明不擅长打仗，退到粤东一带贫穷地区，最终导致失败。但，这并不抹煞他的功绩，他为广东扎扎实实地干了一系列的实事，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陈炯明是一个尊重法理的人，”袁伟时如是说。“陈炯明在新的法政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没有受过法政教育的人可以比拟的。”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侯虹斌
图:
学堂倡立者两广总督岑春煊。
广东法政学堂的“继承者”——广东大学法科学院旧址。
陈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