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余奇 编译责任编辑 张悦
詹姆士·迪恩是反叛青年的代表；娜塔丽·伍德同时具有青少年渴求的狂放和温柔这两种矛盾的特质；萨尔·米尼欧则象征着欲望的危险与不可预知性。尼古拉斯·雷1955年的影片《无因的反叛》令一代又一代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真实感受、青春期的记忆以及那些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当然，如果仅将《无因的反叛》看作是一个个象征符号的集合未免削弱
了这部影片不朽的生命力。詹姆士·迪恩逝世50年后，劳伦斯·弗拉塞拉与阿尔·维塞尔联合著书探索《无因的反叛》的疯狂拍摄之旅，书名叫做《LiveFast，DieYoung》。顺便提一句，王朔那本著名的小说《过把瘾就死》书名英译恰是《LiveFast，DieYoung》，倒是与詹姆士·迪恩短暂而疯狂的一生颇为贴切。
借用劳伦斯·弗拉塞拉与阿尔·维塞尔所著的《LiveFast，DieYoung》一书中的原话，《无因的反叛》是一部通过动作和姿势来演绎的电影。一群叛逆少年的汽车跳崖比赛以一位参赛者的意外死亡告终，迪恩饰演的吉米·斯塔克拖着疲惫之身回家，他心中的惊恐和不安犹胜身体上的疲乏，当时，他走进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开冰箱取出牛奶来喝。他先拿牛奶瓶贴住额头，接着移至脸颊，这动作如此简单且一气呵成，让人很容易忽略其重要性。但弗拉塞拉与维塞尔却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这个迪恩即兴表演的小细节出发开始探究导演雷是如何放开手脚让这个年轻演员自由地捕捉这个画面的精髓。“这个小小的手势太令人吃惊了，但却绝对自然。”书中写道，“它拥有足以直捣影片内核的电力，表现出整整一代‘喝牛奶长大的’美国青年处在成熟与幼稚之间这个微妙人生阶段的尴尬与彷徨。”
许多书籍的撰写都似程序上的事情，作者们拼命填塞进很多细节，以展示他们为写书做的繁重调查工作；无论他们对书的主题有怎样的倾向，最后都被埋藏进了所有案头工作的背后。但是一读《LiveFast，DieYoung》就知道，弗拉塞拉与维塞尔认真观看了这部电影，他们简单地提出了“如何”和“为什么”。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牛奶瓶”故事的深意。另一个例子是迪恩在片中身穿的那件令人印象深刻的红色夹克。尽管有消息称，这件夹克是在好莱坞男装店以廉价购得的，但影片的服装设计师莫斯·玛布里说，片中使用的三件夹克是他用一卷红色尼龙布做的，他仔细调整了领口的尺寸和口袋的位置。“尽管夹克看上去式样很朴素。”他说，“但事实可没那么简单。”
这件夹克的朴素总结了导演雷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拍摄一部看完即可丢弃的青少年情节剧所面临的困难。弗拉塞拉与维塞尔暗示，雷拍摄《无因的反叛》的动机很可能来自他与托尼（雷第一段婚姻中的儿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托尼13岁时与雷后来的妻子格洛丽亚·格雷汉姆发生了乱伦行为。然而丑闻对魅力超凡、喜怒无常的雷本人也不陌生：1954年，他与年轻的娜塔丽·伍德开始了一段情，当时她才16岁，而他已经43岁了。几乎就在与雷开始亲密关系的同时，伍德也开始与丹尼斯·霍普交往。雷当时也将霍普选进《无因的反叛》剧组。几个月后，雷得知了伍德的不忠后，便用其他演员替换了霍普，以示惩罚和泄愤。不过多年以后，霍普还是与雷和好了，还在雷失业时帮他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
不过，雷真正的风流韵事也许发生在他与迪恩之间———尽管不那么肉欲。《LiveFast，DieYoung》一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就是有关雷与他善变、诱人、多愁善感的明星迪恩之间的微妙关系。迪恩才华横溢，同时自我放纵、行为古怪。结识雷时，迪恩刚完成雷的导师伊利亚·卡赞执导的《伊甸之东》。雷当即决定选择迪恩出演自己的影片《无因的反叛》。但雷对迪恩“追求”的过程漫长而艰难。“我们互相寻找对方，就像一对暹罗猫。”雷说。迪恩签下电影合约后，他与导演之间紧张的空气也并未消散。
尽管迪恩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方法论演员”之一，但在现实中，他经常歪曲方法论的一些原则。迪恩坚持在影片的打斗戏中使用真实的弹簧刀，结果被演员科里·艾伦刺伤。当雷本能地中断拍摄时，迪恩却很恼怒：“难道你没看见这是真实的一刻吗？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别中断了！”在开拍一幕戏前，迪恩有时会像婴儿般蜷缩起来，或者躲在试衣间准备，害得其他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只为等他一个人而无法开工。“他到底在干吗？”剧组里一个演员嘟囔道，“就算是嘉宝，也没有这样的待遇。”
如果迪恩能活得更久些，他的强迫症也许最终会逼得他的同僚和影迷们忍无可忍。但他只留下了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而这些作品又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只能纵容他的任性。在《LiveFast，DieYoung》中，科里·艾伦解释了迪恩对好莱坞重新定义男子气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如今，我们很轻易地谈论脆弱，部分原因就是像迪恩这样的人曾经愿意把它表现出来。”在片场，迪恩的任性能逃过惩罚，这种待遇别的演员不曾拥有。同样地，迪恩对于电影发展的意义也举足轻重———哪怕是嘉宝，也成不了詹姆士·迪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