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
黄钟(学者)
读张剑荆先生的新著《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时，我脑子里不断想起《诗经》里的那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谋求中国崛起，不仅是国家意愿
，也是社会诉求。如今，无论从绝对意义来说，还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提升。可是，跟许多国人欣喜同步的是，外部世界的忧虑和疑心，也随之而来。注意力原本集中在国家强盛的人们，似乎忽然之间，又不能不面对国家成长的烦恼。
正如张剑荆先生所言，对于21世纪的中国，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有一个巧妙的比喻:正如驾驶汽车，车本身的动力、速度、舒适程度甚至外观固然重要，而如何控制这辆车则总是显得更重要一些。方向和力量一样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如果开着奔驰掉进了悬崖，那比没有汽车可开还要糟。可以说，中国发展期的战略思考实在是属于一门国家生死之学。因为古往今来，大国的悲剧，不仅表现为大国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悲剧，也表现为大国转眼间灰飞烟灭的败亡悲剧。在力量的获取上，历史上既有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范例，也不乏成功是失败之母的教训。有了伯里来航，日本在屈辱中打开了国门，很快就走上了开放维新的道路；自从明治维新到1940年，日本无论是经济技术的发展，还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在亚洲几十年里一枝独秀。可是，日本的成长不仅成为了亚太地区麻烦的祸根，而它的战略也使得它自身最后不得不在废墟中结束一个时代。
古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国家间的共存与竞争，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情。一时的某种力量的增长，确实能够带来一种愉悦感，带来一种轰动的剧场效果，甚至带来一种自得其乐的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剑荆先生在《中国崛起》里，超越了单纯对硬实力崇拜和陶醉的思维模式，谋求对中国生死之学的拓展和贡献。这种超越对于战略传统需要重构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相信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将世界视为丛林的口号，很容易转化为把富强的目标演变为单纯的硬实力崇拜。一个内部面临着艰巨结构性转型的国家，还存在若干变数，因此其力量的消长，极其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战略取向如果失当，不仅难以顺利转轨为现代文明国家，而且还可能成为某些大国及其盟友极度敌意或者格外提防的焦点，由此产生的安全困境会导致恶性循环。这不符合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中国需要力量的正常增长，但不需要对力量的刻意渲染，对力量的追求应该与建设一个与现代政治文明主流相适应、相融洽的现代国家体制的战略目标保持协调，力量的积累应该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协调。换句话说，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应该是集中心力为向现代国家体制的平稳转轨指明方向保驾护航。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不能保证与日、美等国和地区的持久和平，就不可能有转型的成功。和为贵。确保和平，不仅应该是中国亚洲政策的核心，也应该是中国全球战略的基点。张剑荆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国人中普遍存在的狂躁心态的一种矫正。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要确保和平，避免战争；所谓两个基本点就是，第一，维持欧亚大陆的稳定，不与俄国、印度发生军事对峙；维持与美国关系的稳定，不与美国发生军事对峙；第二，避免形成针对中国的美、俄、印、日军事同盟。这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冷静思考。
在一个人们容易为自己的高调感动，却不愿面对现实冷静思考的环境里，当作者鲜明地提出中国不应做修正主义者，并认为“新左派”提出的反美构想和修改现状的主张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使是非武力冲突，或者是无法建立互信，其他国家就能从这种冷热失调的中美关系中得到丰厚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而建立以中国为旗帜的大国反美联盟，中国就可能成为一只为他国火中取栗的傻猫。倘若发生冲突，一个与美国冲突中受到削弱的中国，更是无法保证不受到陆上大国的蚕食。无论背后的利益盘算为何，对抗战略的主张是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在这个充满竞争风险的国际舞台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中国需要为自己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中国大战略奉行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转轨优先，永续发展；全球视野，自信负责；和平为基，稳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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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张剑荆著，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版，3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