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眉低看
黄灿然
在这里谈论李少君编的《21世纪诗歌精选》，有一个不方便，就是我刚好也入选。不过，我却想利用这个不方便，反过来证明李少君作为一位诗歌编辑的优点。大概是九十年
代中期，他给我寄来他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我一首小诗《黑暗中的少女》。这应该是关于我的诗的最早的评论，但使我略感惊讶的倒不是这个，而是《黑暗中的少女》恰好是我私底下珍视的一首诗。
不久，李少君担任《天涯》诗歌编辑，有两次登了我的诗，都是他不知从哪儿弄到的。上面也有广州年轻诗人凌越的诗。我编的诗刊《声音》，有一期做了多多诗歌专辑，收录多多九十年代在海外发表的大部分诗作，有一本给了凌越，凌越去海南岛时顺便把那期《声音》也带去了，李少君见到后破天荒在他那个一年只搞一辑的诗歌栏全部刊发多多的诗，并约我写了一篇关于多多的评论。那是1998年，专辑在诗圈里引起轰动，多多的地位从此直线上升。
我发现《天涯》的诗可读性都比较高。两三年前，有一期《天涯》诗歌栏以头条刊发一个叫做辰水的青年诗人的几首诗，我非常喜欢，问李少君，才知道他住在山东一个小镇上，那几首诗是自由来稿。以上例子和其他一些迹象表明，李少君是一位按自己的喜好来选诗的编辑。但我们不能说，那些平庸的诗歌编辑不是按自己的喜好来选诗，事实上他们的平庸恰恰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这就涉及到眼光。而从《天涯》十年来所发的诗歌和这本《21世纪诗歌精选》看，李少君确实是有眼光的。他既有不低于任何优秀诗人的专业眼光，又能超越大多数优秀诗人的专业性偏狭。眼光之余，还得有胆量。例如他一再刊发杨键的诗，而时间证明他是对的。事实上，《精选》可以说是一本《天涯》诗选，入选的诗人都是一再在《天涯》发表的。
但《精选》并不是《天涯》诗歌“精选”，它似是李少君配合其推广的“草根诗歌”理念的产品，因为《天涯》发表的诗人和诗作，有些比《精选》的某些诗人和诗作还好。这也表明，李少君在《天涯》诗歌栏推广自己的喜好之余，尚有雅量去欣赏和发表其他诗人的诗作；但也反过来表明，为了推广某一理念，《精选》的编者在凸显一些好诗人和好诗的同时，也错过了另一些好诗人和好诗。
《精选》的可读性不用说是比较高的，我从未怀着如此大的好奇心翻阅一本当代诗选。依我看，在二十五位诗人中，整体水平较高的有王小妮、杨键、雷平阳、凌越、蓝蓝、辰水、胡续冬和雷武铃等。王小妮的作品，水准只算一般，尚有更好的作品未入选。而凌越和雷武铃就我所知，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于一本诗选。从另一些诗人那里，我读到不少佳作，例如庞培的《夜行货车之歌》和《霜降》；江一郎的《午夜的乡村公路》；王夫刚的《夜行车》、《我们这里的晚报》和《蹲在广州东站的返乡民工》；魔头贝贝的《冬天傍晚》、《恍惚》和《乌鸦》等。有些诗人如庞培和桑克，尚有更好的诗，但可能因为李少君主要从《天涯》挑选而不是从诗人整体作品中挑选而被漏掉，这对于入选者似有失公平。
其他诗人和诗作并非完全没有可读性，况且我的判断跟任何人一样，是会有缺陷的。但我深感不少诗人生活体验有余，而表达技巧不足，诗作更像原材料而非成品。诗和其他文类的差别，或者说写诗比写其他文类更难，就在于写诗对技巧的要求非常高。练笔十年而无一好诗，是常情而非怪事。这技巧当然不是表面的玩弄文字，那是比没有技巧更糟糕的东西。真正的技巧还包含诗人的高度修养、细微的分寸感和道德立场。而修养、分寸感和道德立场，又都包含更多更复杂的元素，在把握上的丝毫偏差，都有可能不仅把一首诗葬送，而且把修养变成坏习惯、把分寸感变成矫情、把道德立场变成邪恶立场。仅就道德立场而言，如果一位写农村的诗人，把他对贫苦小人物的同情转化成他对另一些同类的卑视，甚至由此取得一种“看，我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高你们一等”的优势，则他的善就变成恶。因为他只站在一个较低的角度看世界和人生，只让双脚浸在苦海岸边的浅水里，而不知苦海无涯。
李少君在短序中提出他对草根性的理解:“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他强调个人性。”我认为，这些看似对立的不同倾向，在一位好诗人那里并不会构成冲突。《精选》里一些诗人和诗作未能达到理想水平，恰恰是因为局限于经验感受，缺乏综合能力。这种不足，当然不应归咎于编辑，而应归咎于诗人自己。一位理想的好诗人，只能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与草根性交叉，就像如果有人编一本哲理诗、幽默诗、城市诗、风景诗、街头诗、旅游诗等等，他也会有一部分诗可入选一样。
李少君可以说是当代最佳的诗歌编辑，就《精选》而言，他的缺点是其他很多诗选所共有的，他的优点却是其他很多诗选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样，他的偏见和偏差反而值得尊重甚至值得尊敬。如果我们对《精选》有什么不满，例如缺乏多样性，那也不应抱怨编辑李少君，而应抱怨我们太缺乏李少君这样的编辑，因为多样性应是由一个个李少君提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