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
吴义勤(文学批评家)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是一部有着鲜明的思想和艺术野心的作品，作家对“史诗”品格的追求可以说毫不隐讳。作家的艺术理想是建构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并
对之进行阐释。这个世界的中心词是“历史”，而这个“历史”又有“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分，所谓“小历史”是小说显在层面上以“圣天门”和大别山区为背景的20世纪中国的“革命史”，所谓“大历史”是小说隐形层面上以“说书”的方式呈现的与“革命史”对照呼应的整个中国的“创世史”。就对“小历史”的建构而言，《圣天门口》既不同于“新历史小说”游戏、改写、想像“历史”的主观方式，又与传统的“正史”不同，作家追求对“历史”客观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还原”，没有把“历史”简化为一条正义战胜邪恶的抽象线索，而是把被遮蔽的“历史”的伤痕，把那些被抽象的逻辑掩盖的血腥、死亡、残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因而，小说既有着对意识形态和“正史”的突破，又有着对隐蔽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缝隙的挖掘与呈现，“历史”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感性和丰满。
在作家的笔下，虽然“革命”的发生、围剿与反围剿、肃反、国共合作、抗日、解放战争、土改、“文革”等客观的“历史”框架仍然非常清晰，但是其所呈现的“形态”却已与我们既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认识有了很大的距离。就对“大历史”的建构而言，作家以“说书”的方式把中华民族的创世史完整地复述了一遍，并以“历史循环”论的方式完成了对“小历史”的隐喻和解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在《圣天门口》中对“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处理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在建构“小历史”时作家追求的是从抽象向感性、具体的还原的话，那么在建构“大历史”时，作家则追求的是从具体到抽象和理念的升华，因此，从“说书”的层面上说，小说中的“大历史”其实已经用寓言性取代了故事性，“说书”已背离了生动、鲜活的本性而成了一种纯粹的“讲史”，而这也许正是作家有意制造的一种吊诡，它凸显的正是“小历史”的生动、繁杂。
当然，《圣天门口》的史诗品格既表现在对“历史”形态的崭新建构上，又更表现在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深度追求上，而对人与历史关系的透视则是这种深度追求的保证。换句话说，作家既追求对新的“历史”形态的建构，又更关注人对历史态度的解剖。历史的主体是人，人对历史的抗争与逃离，人的命运与历史命运的交织永远是历史最动人心魄的内涵。而刘醒龙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现了历史书写的新维度。可以说，在《圣天门口》中，错综复杂而又深刻凝重的“人学”谱系的建构正是小说获得“史诗”品格的保证。
首先，小说挖掘了“革命”背后的非历史内涵。关于“革命”的发生，“历史”曾经有很多解释，但本能的、原始的、自发的因素总是被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宏大叙事”要求所掩盖。《圣天门口》固然展现了“革命”发生的自觉的、有组织的一面，但更深刻的还是揭示了“革命”冲动的非自觉和非政治的一面。说穿了，常守义之类的革命者和傅朗西这样的革命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常守义来说，流氓无产者的本性和人性中的恶可能才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他的“革命”其实正是与被历史政治化了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这种现象无疑使我们从政治理念和历史必然性层面上对“革命”的解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其次，小说突出了历史演进中“生存”的意义。《圣天门口》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与发现，我觉得与作家对“生存”这个词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历史”的形态可能是由“宏大”的政治命题决定的，但最终还是由人的生存意志决定的。作家没有简单地让“革命”的冲动代替“生存”的需要，而是在每个历史的转折点，在历史的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把“求生”处理成了影响人与历史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段三国的生存智慧、董重里的人生道路、杭九枫与马鹞子的生死恩怨、梅外婆与雪家的命运等等背后都有着“生存”这两个字的沉重分量，而“历史”确实也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发生了很多改变。再次，小说引人注目地开辟了一个通向历史救赎的话语空间。
在对历史进行血腥叙事的同时，《圣天门口》所展开的关于救赎的线索，就多少有点出人意料。通过雪家和梅家，特别是梅外婆，小说浓墨重彩地挖掘了“历史”缝隙中美、高贵、爱、宗教等超越“历史”的价值维度，既再现了人类进行历史救赎的不懈努力，又以这种努力的失败反证了历史的残酷和罪恶。
图:
《圣天门口》(三卷)，刘醒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6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