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天，我快12岁了。
我家住的南新街59号，一出高门楼，正对着的，是一幅用红漆漆在白墙上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待油漆老到龟裂，要“张”下来，就会有人再把它“油”一遍。
人们就在这样的门楼中进出。
当时，世界虽然“一片红”了，可孩子的世界依然五彩缤纷。就是那几年，我对音乐有了感觉。作家汪曾祺回忆说，他父亲的画，是“看”会的。这话，我信。我对音乐的兴趣，就是“看”来的。音乐是用来听的，怎么能看呢？
那时，许多职业都灰溜溜的，只有不多的行当天然的革命。比如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比如解放军；还有一个，是“革命文艺战士”。革命文艺战士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我“听”了，很震撼。
一次，在山东剧院，我和同院的张峻溜进去时，场灯已经黑了，只见似乎很遥远的舞台上，紫红色大幕中央，幽幽地投下一束光。冥冥之中，传出参差纷乱却很好听的乐声吸引了我俩，在人影憧憧中“摸”了过去。
豁然开朗。原来，宽阔的舞台前，还有一个半月形的空间，它几乎和舞台一样长，一人多深，一直延至舞台的地板下面。后来知道，这叫乐池，是演戏时乐队呆的地方。乐池里有男男女女文艺战士二三十人，那纷乱却并不刺耳的乐声，是他们在调琴：那琴弓碰在金属琴弦上，丝丝拉拉的声音，真真切切，绝不似从“半导体”里传出来的那般干涩；一个女的，柔软纤长的手指随意拨弄了两下竖琴，山泉似的乐音便叮叮咚咚地跳荡开来，轻轻地熨过人的心田；另一个很漂亮的女的，忽然用一支金属做的笛子(长笛)吹奏出一小段“北风吹”，那个婉转婀娜啊……我周身立刻变成了薄薄的一张白纸，洁净而轻盈。
不愧叫“文艺战士”，他们身着清一色绿军装，除了不戴红五星，红领章——还有，他(她)们人长得都“有腰有胯”的，绿军装不似解放军那样肥肥大大之外，真和解放军差不离儿。他们表情孤傲，眼神儿冷冷的，吹拉弹奏，旁若无人，走来走去，目不斜视。
忽然，仅有的那一缕幕灯也熄灭了。再看乐池，文艺战士已各就各位。
雄浑的圆号率先独奏出了《白毛女》的第一个乐句，然后是小提琴齐奏：
稍顷，大幕才徐徐拉开，让人眼前一片金光灿烂。被这音乐所震撼着，我周身一下子冰冷地飞扬起来，然后又轻轻地坠下，坠向了一个黑洞——我感觉胳膊上的皮肤，起了一片小鸡皮疙瘩。
整整一场《白毛女》，不，后来，有好几场，我都是趴在山东剧院舞台乐池的木栏杆上“听”完的。我趴的东侧的那栏杆，手边，还有一根被砸斜了的铁钉子，硬硬地歪在那里。
自“听”了《白毛女》之后，好多次，我跑到泉城路百货大楼三楼的乐器间出神。那里有小提琴，各种铜号，还有能吹奏出“北风吹”的长笛。长笛要好几十元钱一支。竹笛也有，长长的，深棕色，缠着一道道黑色花纹，每支也要一两元。过了几天，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花了一毛七，给我买回一支竹笛。一时间，我欢喜的不行。没有人教，就对着乐谱自己练。先吹《东方红》，再吹《在北京的金山上》。可时间一长，就烦了。一毛七的竹笛，声音干涩，难听。
我改学了“声乐”。原因是，我发现——准确地说，是大家先发现然后我才发现，自己嗓子好，会模仿。什么杨子荣、少剑波、严伟才、马洪亮，都唱得挺像。特别是李玉和的“狱警传”，被视为“样板戏”中的“高腔”，也能轻松地“上去”。我迷上了唱样板戏。走路哼着解闷，跟着“半导体”模仿，上院里的公厕，赶上没人，也要来上一句“我虽然，劝他们，自己的心潮也难平……”。唱的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出心向往之的形像——李玉和一边一块“疙瘩肉”戴铁路工人帽的脸和少剑波身披军大衣手持红蓝铅笔，站在军用地图前若有所思的扮相。终于，我的嗓音引起了音乐老师阎老师的注意。那时，还有音乐课，但与以前不同，一上课，要先唱上一段京剧腔的“祝福词”。好看的阎老师就让我领唱：“首先，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就来那个“首先，——唱！”起头。
那一年的初冬，机关的徐梅清阿姨找我爸说：“老林，让你儿参加个演出吧！”又问我，代表机关唱个“样板戏”怎么样？我想都没想就应了：“行！”
那天晚上，东面的天空有一轮红红的月亮，好大。当我们来到东郊马家庄济南精神病院省卫生系统大礼堂时，晚会已经开演了。等轮到我的节目，听报幕的报：“下一个节目，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我便从右边的上场门走向舞台中央。躲着顶棚上灯光向台下一瞄，是黑压压的人头和一片亮闪闪小灯泡似的眼睛。除了中间的一排排连椅，连两侧高高的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呜扬呜扬的，乱。也不知哪来的胆儿，第一次面对“大”场面，我居然能气定神闲，放声就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大概，我嗓音非常像大家从广播里听了不知多少遍的少剑波的唱腔，所以，我的“朔风吹”甫一出口，全场就“唰”地一声，静了。沉寂了一下，猛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旁若无人，自顾自，一板一眼地唱下去。这种镇定，现在想来，还很吃惊。
一曲唱罢，掌声比开始时还要“雷鸣”，然后自动改成一波一波的——不让下台。只好再唱一曲杨子荣的《迎来春色换人间》：“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这样一路唱下去，演出结束到家时，已近午夜。冬夜，跳下那辆拉我们去的“嘎斯69”，满地锃亮的月光，让人打个寒战。徐梅清阿姨用手“胡拉”了一下我的头，说，唱得不错，但愿你长大了也能“气冲宵汉”。
第二天，全院都知道了“雷鸣般掌声”的事儿。徐阿姨见了我爸就夸：“老林，你儿可给咱增了光了。都问，这孩子，谁家的？”我听了，飘飘然。父亲却没有什么表情。嘁！他总是这样。
晚饭时，听父亲对母亲说：“王行散死了。”
嚼了一会儿饭，又说：“是用刀片割手腕自杀。在青年桥南面的大沟里，从南向北，走了五六十米，血都流光了。”
王行散，与父亲相识。我有印象，漫长脸，笑嘻嘻的，怎么就自杀了呢？
更奇怪的事也跟着来了。没感冒伤风，忽然一天，我的嗓子就哑了，哑得沙沙的，像一只公鸭子。半个月后，倒是能开口了，嗓音却变得喑哑若成年人。试了试，以前轻松能唱的调门儿，却再也“上”不去了。那段日子，晚上，我常常一个人绕着院里的几棵大树转悠。反复咳，反复清嗓，甚至用手抠喉咙，试试，终是不行。后来才知，那时的我正处在“变声期”，又不懂保护，整天瞎嚎，所以“倒”了。我的“穿林海”，从此成了今生不再的“绝唱”。
有一年翻《易经》时，忽然又想起“雷鸣般掌声”的事儿，就有了虚玄的感觉。想，当时演出，怎么就定在“马家庄”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