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人总比被人扁好

　　S.威尔·米切尔责任编辑 黄维嘉

　　我记得，他敲钟的时候，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因为这种训练，他变得很强壮。他的一只脚被一个皮革的绳套固定在地上，他开始敲第一下，响亮的钟声在空气中激荡，他的身体站起来蹲下去，让我觉得很好笑；我过去常常认为这是一种让整个小镇都烦心的噪声。老教堂里的熟人们在他们的杂物间里收藏了许多积满灰尘的武器，有威廉、玛丽女王、还有乔

治二世时期的，在我生活的时期仍被认为是有用的。

　　我的父亲坚信我一定是个天才，我不认为他有什么错。虽然他很无知，但他相信我不会和他一样。他省吃俭用攒下钱，在我15岁从公立中学毕业后，他的储蓄已经够我去普林斯顿学院深造的了。我不想去普林斯顿，最后我上了高中。我必须穿过小镇才能回家，我经常在拱门街上碰上那些初中的男孩子们，每个星期都会打架。冬天更加频繁，因为可以打雪仗。要是有人不参加，就会被视作逃兵。我从来没有在打架中看到什么人性的闪光点，但扁人总比被人扁要好得多：那意味着两个家伙把你抓住，另一个人用他的膝盖来揍你，那很容易受伤。

　　现在，我发现，我在重温过往岁月，但又好像在为其他人描述这件事。毕竟，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人群来审视自己，好像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关注的人似的。他一定得有一个观众，或者相信有一个，即使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基本上，如果我没有勉强自己，如果这么说说不会有什么危险，那就让人们看看这种天分是怎么被这古怪的命运摧毁的吧。

　　我得补充一句，在雪球里裹一块石头会让那些打你的人遭受报应。但我的同学和初中学生都不会这样干，除了我。春天，我们会站成一排互相扔石头，但在冬天，除了我这么聪明的人之外，没有人能突破那个愚蠢的风俗；显然，单纯的石头比仁慈地包了一层雪的石头更具威胁。当我从这帮庸俗的人的圈子里脱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次转折。

　　那时候，达拉斯·贝克是高中校长，他总是要男生们注意学校品格。有一次，当被问及我是否拿了别人的球时，我不得不撒了个谎。他在我的班级里说，我已经否认了指控，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学生都是老实人。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那以后我就很小心了，不让他抓住把柄。

　　普林斯顿学院很小，学费也不贵，我父亲恐怕也付不起更多的学费。我很快就发现，我应该和那些高年级的学生打成一片，因为我需要钱。有一段时间，我一无所获；但第二年，我发现了一个小金矿，甚至从中看到了我性格中坚强的一面。

　　我以前总是一个月回家一次，趁那些机会，我经常从我姑妈重要的《圣经》里偷取5~10美元，这笔钱其他人也许会用上很久。偶尔，我也利用我在普林斯顿的机会，我很喜欢那些漂亮的衣服，因此我在裁缝那里负债累累。当他向我讨债，威胁说再不还钱就把账单寄给我的父亲时，我就从两三个南方人那里借了点钱拆东墙补西墙，但最后，当他们也手头紧的时候，我的姑妈数不尽的财产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偶尔，邻居家也能帮我渡过难关。我从未将此视作一个一劳永逸的生财之道，这只是年轻时候偶尔为之的荒唐事而已。

　　其余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教育，虽然我喜欢阅读，特别是斯莫利特和菲尔丁的小说，我想，那对年轻人是非常有用的。

　　这段人生没什么好多说的。学院里都是男生，而男生又是很奇怪的动物。他们有天赋，但不知何故，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对他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因为毕竟，说谎的方式就是自我保护的方式，这至少要比那些男生经常采用的欲言又止的方式要管用得多。我习惯于以吹牛皮来取乐子，我想，这种方式对那群傻瓜正合适。但不知为何，我的名声不佳，他们会用无礼的方式来提醒我，两三个家伙站起来，曳足而行，第一次我天真地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对我说，这是搬运《圣经》中因撒谎而死的亚拿尼亚的人的脚。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笑话。

　　在低年级的时候，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我很小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手头紧的时候，我会不计后果地小偷小摸。但我为什么要叙述这段我幼稚时期的糗事呢？

　　最后让我离开拿骚大厅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些臭小子的恶作剧。确实，在这个荒唐的恶作剧中，我是无罪的，但它伤害了其他人的感情。在回去的路上，我认真反思我的这种爱好。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避免粗俗的恶习。我的父亲对我在学院里的表现非常愤怒，根据我姑妈的说法，他为此感到羞耻和悲哀。我的姐姐相信我做了那些坏事。结果我到小店里做了一年的助手，父亲教我敲钟———一种很好的训练，但确实不是对一个文雅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我的父亲在牛津敲钟时不幸丧了命———身体中的某一处血管爆掉了。我一下子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那时候19岁，是个中等身材、体格健美的小伙子，有一双大眼睛，略微的有点小胡须，人家说我彬彬有礼，说我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