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虫
王晓渔
在现实生活中与疾病打了一场“持久战”但最终败北的桑塔格，在她的著作中成功地扳回了一局。她的药方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因为给患者带来伤害的不仅
是疾病本身，还有围绕疾病所产生的种种幻象。当一个人得知自己患上某种疾病，他有可能对病理学一无所知，却立即联想起关于这种疾病的种种故事、传说或者神话，在被疾病击败之前就已经被幻象打垮。但桑塔格又清楚地知道:“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她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通过“揭示隐喻”来“摆脱隐喻”。这种打入敌人内部的“诈降”行动，常常被误会为“投诚”。桑塔格在不同立场之间来回穿梭的战术，更是类似于阐释学的“四渡赤水”，她在《作为隐喻的疾病》的开篇指出“疾病并非隐喻”，又在《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开篇表示“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在我看来，与其说桑塔格反对隐喻或者反对阐释，不如说她反对陈词滥调。
桑塔格播下“摆脱隐喻”的龙种，收获了“召唤隐喻”的跳蚤，如今学界关于某某疾病的隐喻性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学术产业。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跳蚤出于龙种也未必不如龙种。但是，看多了“疾病的隐喻”，有时不免怀念“疾病的明喻”，即把疾病直接而不是拐弯抹角地与一些人与事连接起来。虽然都是阐释，前者属于斗智斗勇、需要老谋深算，后者则是擒拿格斗、需要少年气胜。
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曾罗列阅读“巨著”的十种流行方法，第一种便是传记式，例如马克思患有痈这一事实使他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发泄的讽刺更加尖刻，或者卢梭的收缩的膀胱使他写《社会契约论》时思想不连贯。哈克对这种阅读方式持保留意见，点到为止。我曾花4.1元买到一本崭新的旧书《病夫治国》(新华出版社，1981年)，它基本贯穿了“疾病的明喻”的原则，开篇就引用法国作家蒙太朗的话:“要写一篇论文，谈谈疾病在人类历史上，也就是说在创造这个历史的伟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为人知的作用。”这句还算比较低调，接下来的一句就有些惊世骇俗了:“有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却不见有人谈论黎希留的痔疮”。《病夫治国》弥补了这个“遗憾”，将佛朗哥的帕金森病等等一一道来。看来“疾病的明喻”颇受读者欢迎，不久之后这本书重新出版，和它的续集《非常病人》同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此外，还有更为专业的《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把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凡·高、尼采、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乔伊斯以及林肯、希特勒等著名梅毒患者一网打尽。
在《病夫治国》里，作者特意提到这种故事只是“说说而已，并非为了证明什么，因为这不是一种科学”。如果以科学的眼睛来看待阐释学，未免有些不解风情，比如强行赋予“弃医从文”以某种堂皇的意义，不管它是“疾病的隐喻”还是“疾病的明喻”，却让人望而生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