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扶叠(本报书评人)
德国小说《朗读者》是一本好看的小说，除了在德语地区流行外，还已经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好看的小说除了文字的简单与通俗之外，还在于其故事和主旨的雅俗共赏，能够在如今的全球化语境中，获得超越民族、语言、风俗与性别的认同。而这一雅俗共赏，则来源于传统的故事原型，作者通过文学技巧，对某一个隐秘的主题进行变形，或者将其
生活化，使之成为文学；或者将其幻想化，使之成为通俗文学。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朗读者》涵盖了多个模式化的故事原型。一个是洛丽塔的故事，十五岁的青涩少年伯格“爱上”了中年丰腴妇女安娜；第二个是救赎的故事，伯格通过“爱”救赎了安娜，安娜通过自己的晚年牢狱生活和自杀，获得了赦免；第三个则有点诡异而且时尚，是“处女与野兽”的故事，或者说，是虐恋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转变成了“处男与野兽”。最后的这个故事原型，最成功的例子，除了那个经典童话之外，就是好莱坞的电影《金刚》了。《金刚》所要讲述的，是一个纯洁、无助而且欲求不可能满足的处女(电影开始的段落，讲述的就是女主角的纯洁和无助以及自我的强大)，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因为受虐而“爱”。电影着力于强调故事背景的虚构性(无名岛屿)，希图不触犯社会既有道德。《朗读者》恰好相反，着力于强调故事的真实性，通过对街角与居室生活的细节描写，通过对时代的历史回忆，游走在“政治正确”的钢丝绳上，所希望于读者，则是社会既有道德的肯定。
这就是《朗读者》的复杂之处。在小说中，丰腴的中年美妇安娜的身份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守，二十年后站在了被告席上，因为一起犹太囚徒的死亡惨剧。“爱上女看守”，似乎又是一个“制服诱惑”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也详细地描述了安娜身着“制服”的情景。然而，已经成为青年的伯格认识到，对于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安娜来说，穿“制服”上法庭是一个致命的“政治正确”上的错误。同时，美妇安娜还是一个肉感、强悍、执拗、笨拙、边缘化的人物，她来自农村，不识字，有着旺盛的性欲，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安娜的一生，在她与伯格的爱情中，安娜处处表达出她对伯格及其家庭所代表的城市文明生活的渴望，同时，因为担心被“文化”遗弃，而选择保守自己的隐秘出身，选择暴力与逃离。伯格对安娜的爱，来源于安娜的成熟与肉感的性诱惑力；而安娜对伯格的爱的渐进，除了最初的性挑逗之外，更多地来自于伯格为她朗读文学经典的过程。“朗读”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在集中营中，安娜每天晚上都要叫柔弱的犹太女孩为她朗读，然后目送她们走进毒气室，安娜宛若“一千零一夜”里的暴君，一个掌握生死权柄、习惯使用暴力而迷恋“文化”的人。伯格与那些犹太女孩宛若山鲁佐德，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担任朗读者角色的犹太女孩们，走进了毒气室。而伯格，一生笼罩在安娜的阴影之下，失去了爱的能力。
如同山鲁佐德一样，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二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暴君安娜被判处无期徒刑，住进了监狱。处于“安全”但是无爱状态的伯格，继续承担着朗读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成为启蒙者，一年年为安娜寄磁带。在伯格的朗读磁带的带动下，安娜学会了拼读和拼写，开始阅读关于大屠杀的书籍。小说中尤其提到了汉娜·阿伦特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的平庸报告》。艾希曼的身份和小说中的安娜类似。阿伦特提出，艾希曼是有罪的，是“平庸的恶”，就像木偶，充当了极权社会的犯罪中介。安娜的这一转变，固然是由于伯格的爱，更多的则是由于对自身的恶的反省。
《朗读者》的篇幅短小，却容纳着如此多的可分析与解读之处，这就是文学的肉感。简单来看，这部小说实际上讲述了一个“早恋”的故事，尚未成熟的清涩少年被肉感美妇引诱，品尝性的快乐及其后的款款回忆，沉郁而且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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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德)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