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华(本报书评人)
从1993年王晓明等学者挑起人文精神论争开始，“人文”一词就进入了国人的精神库存。12年弹指一挥，对于什么是人文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共识，这当中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乃在于祛除附着在这个词汇上的道德甚至宗教意味，使其从历史的爬梳和现实的提炼中获得应有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说，林贤治和陈壁生两位先生将“人文”表述为“对人
类自身问题的关注”是简明精当而又平正通达的。
“人文”一词近年之所以大热，从显在的政治层面上言之，可以归为“以人为本”的提出和“保障人权”的入宪；从隐在的思想层面上言之，则可归为对1990年代以来颠覆五四人文传统潮流的反拨。不过，这两种力量其实很难形成合力，因此尽管“人文”在理念的建构和实践的成就上都不无收获，但在决定人们命运的改革过程中如何体现人的尊严、权利、潜能和价值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关注中国人文建设的知识分子以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来记录和留存泅渡人文大潮的痕迹，以期让更多的人为这些痕迹所困扰、激发甚至燃烧，实不失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正是为这样一份情怀所萦绕和冲撞，林贤治和陈壁生编选了《2005人文中国》一书。2005年，确实有太多的人与事进入我们的人文视野。医改教改的争论、超女现象的热议、佘祥林案激起的民意、拆迁矿难引发的忧思、读经运动的是非、人与自然的关系、两岸政党的互动、世纪大师的辞世……在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撩动着人们的思绪。这些人与事的叠加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而丰富的面相，人们自可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和解读，而人文就是其中的一种视角。这一视角将一切都归为人类自身的问题，一切社会现象、精神现象乃至自然现象，都围绕着人文的视点呈扇形展开。基于这样一种理念，编选者试图将2005年具有标志性的人与事纳入这样一些条目下:中国文化精神、国家·民主·市场化、法典与法治、土地与农民、关注矿难、教育界、国学与传统、医疗体制改革、环境保护、文化艺术、两岸行、人物、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这样的分类也许有欠精确，但其实我们也并不需要精确，因为相关的概念早已存于我们心中。
尽管本书收录的很多文章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似乎仍有必要选取其中的一些篇什加以重温和品评。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一文中，王晓渔先生写道:“失忆等于第二次屠杀，回忆等于第二次受难。这种左右为难的‘宿命’是在告诫我们放弃诗么？恰恰相反，他暗示奥斯维辛之后我们无路可逃，只能选择诗。尽管诗有可能毁灭诗人，却可以慰藉全世界。……阿多诺可以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也可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在《权利太大而责任太小》一文中，秦晖先生写道:“所谓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的说法，其本来的意义是要减少束缚而不是取消保障，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由于体制缺陷导致‘责任退出易，权力退出难’，才是公共服务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贾樟柯说:“中国人的现实是多重的……所以我在这部电影(指《世界》)里面安排了很多种人，而且坚持了非戏剧性的、非情节性的描写，因为从任何一个集中的焦点去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说让人物处在一个设定的因果关系中的时候，都会遮蔽掉很多现实的复杂性。”在《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一文中，余世存先生写道:“他活成了明哲，他对‘春天’不再闻问，他从民权走向了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彻悟、出路来规范早年的抱负，他说自己的一生不过‘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其心可哀。”……
这些文字“真诚、真实、富于现实感和改造的热情”，可以使得我们对2005年诸多领域的人的存在状况有所了解和理解。事实上，本书未尝不可视为“2005年中国人文状况白皮书”的民间版本，让我们带着她的温热感受现实，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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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人文中国》，林贤治、陈壁生编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33.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