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三李”（周至县李二曲、眉县李柏、富平县李因笃）是明清之际陕西关中地区乃至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对关学的承传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他们的许多思想及高尚品德，仍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我们特别采访了陕西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郑涵慧女士等专家，为您进行详细的解读。
李因笃，字天生，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陕西富平东乡（今富平薛镇韩家村）人。自幼聪敏，博学强记，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精于音韵，长于诗词，兼通音律，崇尚实学，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不涉仕途的华夏“四布衣”之一。
李因笃的生平活动
幼年：时人呼为“神童”
李因笃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县今薛镇韩家村。其高祖、祖父经商于陕北的延安、定边、安边一带。父亲，名映林，“始以文补邑诸生，少而刚方，绩学不怠，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从师明末关学儒宗冯从吾，为得意门生。崇祯七年（1634年）4月，患病而亡，年仅27岁。是年7月，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富平，其居韩家村被围，祖母杨氏，囿于传统“忠君”思想，率族人81人俱焚，3岁的因笃与弟因材随母去外婆家才幸免于难。从此，李家门户萧条，无依无靠，母子三人只得客居外婆家。
李因笃外祖父为增广生员，对因笃“提携教诲”，使因笃受到良好教育。因笃天资聪颖，5岁即读经史，过目不忘。7岁时，其母见因笃逐渐懂事，便取出其父遗书及冯从吾小像，哭诉曰：“此孔孟真传，若父畴昔之潜心从事者也，小子从此自励，若父为不亡矣。”因笃从此昼夜诵习，手不释卷，继承父志，学益大进。“八岁能文章，出语辄惊人”，11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入庠学习，时人称之为“神童”。不久，他抛弃了科举应考，“为诗文，有闻于时，而尤潜心于传注之书，以力追先贤。”
游历：与顾炎武等齐名
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攻陷北京，明亡。时因笃13岁，深感亡国之痛，立志反清复明。顺治五年（1648年），18岁时，他告别故里，出外游学，看见山河依旧，朝服易改，思想故国家邦，祖先遗训，不禁感慨万千，仿杜甫作《秋兴》诗八首以寄之。翌年，经友人苏生紫、赵一鹤推荐，抵达代州，在知州陈上年家任塾师，后陈上年调至雁平道，因笃随同前往。此间数年，他益发愤读六经及濂洛关闽诸大儒书籍，所著诗文更加高古精邃，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其中著名学者昆山顾炎武、太原傅青主、粤东屈大钧和他结为至交。人称“自有名士以来，以布衣耸动四方，未有如公之盛也”。
康熙五年（1666年），顾炎武二次会因笃于代州，他们在陈上年的庇护下，联络志士20余人，于雁门、五台之间，披荆斩棘，垦荒种田，以图复明之举。
李因笃在塞上八九年间，被陈上年“视为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使李因笃无内顾之忧，精心研读学问。康熙六年（1667年）9月，陈上年离职而去，李因笃携家归秦。
康熙七年（1668年）春，顾炎武因文字狱牵连，在济南入狱，经李因笃、朱彝尊等友人的多方奔走竭力营救，于是年10月获释出狱，与因笃在北京相会。此后，李因笃与顾炎武的情谊愈加深厚。
康熙九年（1670年），39岁的李因笃再次东出潼关，走河南、下扬州，南游湘、鄂、楚等地，结交四方学者。康熙十一年“三藩之乱”突起，社会动荡不安，因笃虑及老母安全，遂急速返里。此时，陕甘一带也发生动乱，朋友郭九芝，总兵张梦椒欲推荐他从军，因笃力辞，遂避居富平北部明月山下。但军政官员仍不断缠扰，后“避地凤翔，又之延安”。
康熙十四年（1675年），周至李二曲，“以避兵氛”，应县令郭九芝之邀，隐居于郭为其修建的隐士庄拟山堂别墅（在今富平王寮镇军寨村），李因笃为其作序以记大略。以后，李二曲与顾炎武、李因笃、王山史、李雪木等学者名士经常在此研究学问，和诗唱文，讲学质疑，长达五年，后二曲返回周至。
为官：康熙称他是“四布衣”之一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为延揽人才，缓和与汉士族的敌对情绪，攻固统治基础，开博学鸿词科、诏举文行兼优之士。内阁学士项景襄、李无馥、大理少卿张云翼，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李因笃，因笃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然而，康熙早闻其名，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必欲致之”。地方官吏奉旨催促，因笃不从，以死抗拒，后在母亲的规劝下，于秋季涕泣登程。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一日，李因笃扶病考试，皇上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晚史。因笃自抵都以至授职后，以母老孤丁，无所依托为由，屡次具呈具疏，先后上疏陈情37次。人云，《告终养疏》其文情词恳切，可与“李令伯（李密）《陈情表》同擅千古”，“其父可追班马，为我朝第一篇文章”。康熙看了疏文，深为所动，遂准许他的请求。离京那天，京师士大夫数百人为其送行，朱彝尊“祖饯于慈仁寺，挥泪而行”，龚鼎孽为其题写“西京文章领袖”的堂匾赠行。当时他与周至李二曲、华阴王山史、三原孙豹人，被王渔洋（士真）誉为“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不受清廷笼络的“关中四君子”。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顾炎武在山东曲沃病倒，他以信告诉李因笃，因笃即派人探视。岂料次年春节，宴请宾朋后的一天，因上马失足，初九即去世。噩耗传至富平，因笃即挥泪写了《哭顾亭林先生一百韵》，深表悲痛与怀念。
讲学：使“关中书院”名噪一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李因笃应聘到关中书院讲学。此前，为重振关学学风，因笃与关中李二曲等名士积极倡导修复关中书院。他告诉二曲先生“闻米侍御至省，当乘间一言，此天地盛典，吾徒份内事也。今执事举少墟先生之任，委之於笃，是以乌获百钧，界不胜匹雏者，况京兆人文之薮，轩冕之彦，相望于涂，何至惟席无人，使谫陋如笃者，俨辱布衣祭酒之座乎？”虽然他谦让，不任书院负责人，但为关中书院的恢复和关学的振兴奔走效力。经常在这里讲学，与诸学者切磋学问。随后，关中书院成为“关学大兴”的圣地。
是年7月，其母去世，因因笃平日谨尊母训，“乐善亲贤”，四方亲友万余人前来送丧。是年李因笃已54岁，坚持不仕。后又应邀为创建朝阳书院撰写序文，并在此讲学，推动了关学的进一步发展。
李因笃晚年，因为年迈体弱，出外讲学不便，便在家乡镜波园或家中收徒讲学，常以著书立说写诗唱文为乐。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突患偏瘫，友人朱长源前来探望，李因笃拉着他的手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又抚摸胸口说：“无一字不以此中刻画出”。从此说话困难，但仍伏案读书，撰稿不绝。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一代著名学者离开了人世，终年61岁。
李因笃的学术成就
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
崇尚实学?熏主张“经世致用”
李因笃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之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说：“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学，反对心学，他继承关学传统，弘扬张载以理教人思想，主张人既要洁身自守，又要有所作为。他向友人讲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与四书联系，找出它们关系，尽管有人嘲笑，但他不为所动，认为下这种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论即占一半篇幅。在13篇策论中，其《漕运》、《圣学》、《荒政》、《治河》、《史法》、《盐政》、《钱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为治国兴邦之论。在这些文章中，既无奉迎之词，又无粉饰之言，而是指出源流得失，且能针贬时弊，又有挽救治理之法，如他在《漕运》中“汉武官多徒役众，故恒苦不给，官多而不切于用，宜汰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宜汰冗卒，则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观之，国计之赢缩，在用之奢俭。”的主张，对当前机构改革与勤俭建国、富国、富民的政策有借鉴意义。
在《用人》中说：“周汉以来，取人以人，唐宋以后，取人以言，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说矣。今夫天下忠孝廉节利害藏否之故，能言之不必能行之也，况且不能言之乎？”主张“以人取人”，反对“以言取人”，他又说：“夫资格者，弊之所由集也，先王创为一代之法，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后至言为资格，以阻贤才登进之路”。反对资格论，主张破格选用人才。又说：“愚以为选举诚不能无弊，然天下必无无弊之法，善用之可也。科贡亦不可尽废，参用之可也，欲用之，则莫如慎求用人之人，而重铨衡之典。”并讲到选人要严格考核。这与现在选拔德才兼备，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经验的选拔人才的原则和程序如出一辙，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盐政》篇中，“古者开创之初，类薄取于民，而其用常足。及其后，加赋数十百倍，而其用益困。国之贫富，在上之俭奢。故夫圣主在上，躬行俭德，尝使其下之不易竭，而后之有可加，是计之一时，且享之数世矣。”之说，主张“薄取于民”，“躬行俭德”，通于今日之减轻农民负担，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其思想主张可为今用。
《圣学》篇中，“今天下之弊极矣，其患在奢，其风自上，愚谓公侯之家，世禄之胄，一马之肴，费之数千，一食之须费之数百，以至宠赂公行，恬不知愧，害将有不胜计者。今令不严禁之，然骄奢之源不杜，货贿之流不息，而欲清其源，则必自上始也。”所讲，尤如李因笃面对今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另外他在《治河》里讲如何疏通河道，防止水患，扩大灌溉，在《钱法》里讲如何发行贷币、发展贸易、平抑市价、增加财政收入。在《荒政》中讲要以丰补歉、防止灾荒。在《屯田》里讲军队如何开荒种田，于兵寓农，减少国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在《漕运》里讲到运输、建仓、开渠、垦田、屯粮等等。恕不一一列举，其充分体现了李因笃经世致用，讲究实用之学的观点。完全讲的是治国之法，富民之术，这与顾炎武“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不谋而合。这对我们当前科教兴国，科技要转化为生产力，理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不无借鉴作用。
提倡唐诗之风，擅长五言排律
李因笃早年就以诗闻名于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称：“其文可追班马，惜为诗掩，其为名流推重，一时海内风行”。顾炎武在《酬李处土因笃》一诗中这样写到：“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并不亚于经学。李因笃的著作凡54种，而以诗集、诗评、诗说就达40余卷。就如他对友人朱长源所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据此，李因笃堪称一代大诗人也。
李因笃写诗源于风骚，出于古歌谣、乐府，而以杜诗为宗，有一次在宴会上，大家谈论起杜甫诗歌，他即应口讽诵。有人意为偶然，又问及其它方面，因笃皆能应对。他提倡诗必盛唐，认为只有盛唐诗歌才达到了最高境界，以后历朝各代，都有流弊，不足为法。在风格上他主张“直抒性灵，磊落壮凉”。他很讲究作诗的章法句法，坚持“宁拙毋纤，宁朴毋艳，宁厚毋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大抵意气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之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李因笃最擅于五言排律、曹溶论诗，把他推为一代之首。他在诗歌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著有《诗说》、《汉诗评》等。
音韵学研究成就突出，为当时权威
李因笃在音韵学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
毕生从教，堪称一代宗师
李因笃一生乐于教育事业，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培养一代英才。他青年时在私塾任教，中年时游学全国各地，曾在关中书院、朝阳书院、富平镜波园讲学、名声传至关中内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乡举办私塾，收徒讲学，直到临终，为教育献出了毕生精力。
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学习，然后才能立法制行，教化臣民。他认为，天子经过努力学习后，必须能立大志，勤其政，诚政事，迪本德、怜臣民，明礼乐，尊贤才，孝祖先。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最终必博修而明。提出学习应有辩证的方法，“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张学习要“经世致用”，认为学习经学的目的是通晓治国之道，做文章要结合现实。这与今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李因笃在史学、天文、历法、乐律、书法、绘画、考据学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辟之论。这些都是李因笃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与研究，为我们的现实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