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东至
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产生了三星电子、现代汽车、LG空调这些著名品牌，虽说还不至于让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但它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别是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让不少中国人至少在感情上难于接受。
《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现代题材，在中国风靡一时，只是有几个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而《大长今》这样的历史剧能在中国独领风骚，就让人想不通了，像中国这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国家怎么反而没有搞出来呢？
在很多人看来，韩国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在于政府的文化保护措施得力。韩国文化保护最著名的案例是电影配额制度和“光头运动”。1998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地区副会长访问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产业资源部时提议：“只要韩国政府削减目前的银幕配额制度，美方将投资约5亿美元在韩国20个城市各建立10个电影院。”当时，韩国政府计划接受，但韩国电影人却普遍觉得这是侮辱，集体削发抗议，最终导致提议流产。
但韩国文艺界人士众口一词表示，保护市场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甚微，《武士》一片的导演金性洙甚至说：“我们干这行，最怕政府来保护我们，他们别管我们就OK了！”
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和产业振兴院的官员也表示：配额制度对于保护本土文化产业意义不大。配额制度规定韩国影院一年106天以上要放韩国影片，电视台25%以上的时间要留给国产片。实际上，韩国国产文化产品实际占据的市场份额，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超过配额的规定，目前高达60%，韩国电影院也都愿意放本国片，似乎这个制度现在已没有设立的必要，所以政府一直在考虑取消。
和中国人的印象相反，韩国的文化市场对中国一直很开放，只是中国的作品还没有足够吸引韩国观众，反倒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太过于地方保护了。
在韩国提到电影产业的振兴史，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到1999年面市的《生死谍变》这部影片，它被视作韩国电影崛起的标志，不仅它的票房打破了好莱坞电影不可超越的神话，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在韩国现代史上突破了文艺作品的题材禁区。与之相对应的背景是1998年民主斗士金大中成为韩国总统，全面推行民主化，同年从军政府年代就设立的电影剪阅制度取消。
韩国媒介分级委员会主席李敬顺女士介绍，今天韩国的电影没有任何题材的限制，什么片子都可以拍，只要由15名由社会各界贤达和家长代表组成的分级委员会界定什么年龄段的孩子不宜观看就可以了，这个委员会由文化院提名，总统任命，成员不领取工资报酬，完全独立。在此之前，韩国军政府采取的是事先审查制度，无论是出版一本书还是拍一部电影，从选题开始就要经过政府的审查，只有政府认可的剧本才能开拍，否则就是非法，创作者会被封杀。
这一制度遭到了一批经过民主运动洗礼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反抗。金性洙就说：“那时候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用各种机会来表达抗议，凭什么电影就要根据你们的口味和兴趣来拍？决定韩国人民该看什么样的电影，你们的水平难道就比韩国人民要高？”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认为：“专制制度下，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府的监督中，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言行循规蹈矩，听话就是美德，一点创新都不敢有，这个国家所以也根本不会有创造力。”秘书长金惠俊先生认为：“军政府嘴上说要繁荣文化产业，但骨子里希望人民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才好，所以不会给文化工作者思考和表现的自由。” 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韩国影视作品包括小说不是歌颂军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爱情题材。
对于这段历史韩国人记忆犹新，它的终结是韩国人民不懈抗争的结果。在韩国考察期间，我对于韩国人的“急性子”，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也许是爱吃狗肉和高丽参的原因，精力分外旺盛，一天能安排七八项内容，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连轴转，这对于考察团里一些中国人来说简直成了折磨，但他们却觉得习以为常。
这种急性子也体现在推动社会进步上，在中国的语境下，好像每个韩国人都可以用“偏激”来形容，韩国从国会议员到各行各界的领袖，都有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甚至政府官员在交流中都会主动告诉你：“我当年是记者，在光州事件之后被政府勒令从报社开除。”另一个就说：“光州事件中我被政府称作暴徒，我还坐过牢。”那口气好像一个比一个光荣。
我在首尔期间不断看到市民上街游行的消息，而且动辄就有冲击政府的激烈行动。一次酒吧聊天，我开玩笑：“你们韩国人好像总是不满足，推翻了军政府，对新政府也不满意，选出新总统，没过两天，还是不满意。”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金良来先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这种永不满足的态度，是使韩国人成为韩国人的最重要特征。”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带来了韩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就像《纽约时报》的评论，韩国“在几年中完成了通常需要几十年的社会演变过程”。
我们不用惊讶韩国的文化工作者有这样旺盛的创造力，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日新又日新”，他们提到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在香港，一个片子拍得好，就会拍续集或者重拍，但韩国人不会这样，从1999年以来韩国只有一个导演对自己的影片拍了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