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叫《菊与刀》的学术书还在畅销
《菊与刀》产生自战后历史环境，注定了要被持久注目，尤其是它畅销并催生一批相关书籍，关注这道出版风景，尤有现实意义
2005年《菊与刀》热销到顶
提起日本文化，很多人的脑海必然会浮现出一个漂亮的意象:菊与刀。因为被过于频繁地引用，反而容易忘了出处。
国人较早知道《菊与刀》这本书，应追溯到1981年。金克木先生在当年第六期的《读书》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开头是这样说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这本《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离现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旧书了；不过在我国似乎还值得一谈，并不只是因为这书已成为名著。”
1981年的《读书》按今天的标准看，也算得上畅销书了。《读书》的读者看了金先生的介绍，自然会有不少心向往之的人。可惜的是，金先生笔下的旧书，也要隔了六年，才能被翻译成中文。最早的中译本是浙江人民社1987年版的《菊花与刀》，首印2万多册，影响并不大。公认的权威译本是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的《菊与刀》，首印不多，却常印常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广为流传；又因为它生动易读，人类学家的学术作品竟也吸引了很多普通的阅读者。
然而，《菊与刀》真正的畅销发生在去年。日本《读卖新闻》观察到这一异常的现象，“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已将近16年，到2005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印出版，达到了空前的印数7万册。背景是围绕着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日中关系变冷。《菊与刀》中文版初版是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出版的，以后每年加印几千到一万册，进入2005年以后发行量显著增加，2月、5月各印一万册，到6月一次加印5万册。发行量到第14次印刷时累计为12.4万册。”《读卖新闻》虽然犯了一个小错误(中文版初版不是商务印书馆)，但商务版的译者吕万和证实，2005年《菊与刀》的印数绝对是空前的。
除此之外，另有五六个版本的《菊与刀》在书店热卖，并且带动了其它日本论的走俏，如戴季陶的《日本论》、周作人的《周作人论日本》、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等，再次进入读者的视野。
《菊与刀》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时隔多年，没有经过任何炒作，它会从学术经典摇身一变，成为大众阅读界的宠儿？1949年，《菊与刀》译成日语后，立刻在战后的日本激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作为战败方的日本人，对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民族的国民性，抱有奋发图强的好奇心，《菊与刀》是一面特别合适的镜子，有点夸张，又颇为准确。可是，现在的日本还有人谈论《菊与刀》吗？答案是:没有。
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是战后的日本和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完全不是同一个日本；第二，正如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学者孙歌所言，“这本书从现在看，它里面的很多分析，一个是过时了，一个是太肤浅，它毕竟是不懂日语的美国人类学者写的。”
耐人寻味的是，《菊与刀》在中国的热销，比日本迟到了五十多年。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毫无疑问是一个关键的背景。它的热销还需要几个因素:读者完全没有关于日本的知识；整个社会对日本问题有很强烈的兴趣；整个社会又没有相应的知识准备。但这种热销永远是一个时间性的现象，中国社会什么时候热销这本书，就说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还停留在1946年。
非常有意思，和日本打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若想获得关于日本文化的整体性知识，思来想去，似乎真的只有一本书可以读，那就是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译者访谈
了解日本，最方便的就是这本书
吕万和，1925年生，江苏省南京人。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哲学辅系)，1948年冬离校，后被追认为1950届毕业生。曾任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副处长、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是1986年翻译完成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的？
吕万和:翻的时间不长，大概半年多吧。三个人一起翻的，一位当时是我的助手，另一位是他的同学。现在，他们两位都是日本的大学教授，资望和成就都超过我了。书名采用了日译本，觉得比《菊花与剑》更准确。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商务印书馆上世纪90年代才出版？
吕万和:这也许是商务的好传统。他们任务重、挑选精，把关严。后来我们知道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另一家出了两个译本(1987年)，印数不少。其实都是在我们之后翻译的。不过商务不在乎一时的销路。虽然出版晚，印数不多，却坚持不断印，列入《日本丛书》，影响越来越大，至今已第14次印刷。
南方都市报:怎么想起来翻译《菊与刀》的？
吕万和:我们(当时是“天津历史研究所”)以前已为商务译过《日本外交史》等，和编辑比较熟。有几本日本名著，我们一直想翻译，一是《菊与刀》，另一个是《武士道》。商务的编辑也希望出点日本文化方面的书。我从评论“日本学”著作的日文书上发现，日本人非常推崇《菊与刀》，我国却长期没有译本。我们如果还不译，不大像话。
南方都市报:您是根据哪个版本翻译的？英语还是日语？
吕万和:我们在北京先找到英文原本，后来在日本找到日译本，翻阅之后觉得日译本很好，也更方便。于是他们两位先根据日文本译，我再用英文原本校。如果不懂日文，从英文版直接翻译这本书，那就要费劲大啦。里面有很多日本专名，还涉及多种中文古书，不容易翻译准确。我们快译完时才看到台湾的译本，我一看就感觉它是从英文本直接过来的，有些专门名词显然不准确，送稿时告诉了商务。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出来后，还记得当时的反响吗？
吕万和:不大知道。商务最初几次印数不超过5000册。他们很快去了日本，我也退休，都不太关心。
南方都市报:您觉得《菊与刀》去年为啥这么热？
吕万和:这本书最早是在日本热的。当时也热得不得了。我认为:一是日本战败投降，比较崇拜美国，更重要的，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积极反思本国传统文化。至于今日中国为什么这么热？那就要问小泉啦。小泉这么闹腾，中国人当然要了解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啦。最方便的书就是《菊与刀》。解放后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写出一本全面介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书。解放前，黄遵宪的名著《日本国志》以后，戴季陶写过《日本论》(小册子)、蒋方震写过《日本人》(一篇散文)。除学术界外，恐怕读者不多。
南方都市报:国内的日本研究有比较热的时候吗？
吕万和:中国近代似乎有三次热潮。一是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期间，主要是学东洋，搞维新。许多科学名词和新名词都是日本人先翻译的，包括共产党、干部、立场等等。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从日译本转译的。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是为了抗日。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重视日本的两次“起飞”(百余年前的明治维新和战后日本的再次勃兴)，现在似乎开始重视研究近代日本的“兴与衰”这个怪圈。我参与组译的一部关于日本的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透析日本:兴与衰的怪圈》。
南方都市报:您眼里的日本人是怎么样的？
吕万和:1983年去过一周。1990年又去过三个月。日本人守时、规矩、认真、负责。刚到日本时，人家问我日本有什么缺点，我都不大说得出来。我接触的大都是日本和平民主人士和有识之士，他们对中国非常友好，衷心希望中日世代友好，实现亚洲和平。我和他们很谈得来。那些老顽固我没怎么接触，不知道他们的厉害，现在才知道。右翼保守势力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学者访谈
日本是复数，不是单数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专业为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亚洲意味着什么》、《主体弥散的空间》等。
关于《菊与刀》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阅读《菊与刀》这本书的？
孙歌: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不太会日语，而且对日本一无所知。那时能找到的研究日本的书也非常少。当时看到这本书非常兴奋。
南方都市报:最早看到这本书，为什么特别兴奋？
孙歌:第一是无知，今天的读者可能也是以我当年的心情去接受这本书。如果你对一种文化完全不了解的话，你最希望有一本书能够从整体上告诉你:这种文化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你从什么角度进入这种文化是比较有效的。我觉得《菊与刀》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好的入门书。但这本书从现在看，除掉框架外，它里面的很多分析，一个是过时了，一个是太肤浅了。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是一本既权威而又受到广泛争议的书，争议之一就是作者没有去过日本，也不通日语，而作为一本文化人类学的作品，似乎是不够严谨的。
孙歌:它受到了双重限制。第一，作者是美国人，她是在美国的框架里看日本。第二，作为日本的敌国，美国人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进入日本做人类学调查。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这本书是不是用明显的西方思维方式来看待日本文化？作者却一再想撇清这个东西。
孙歌:我恰恰觉得西方思维方式是这本书的长项。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本尼迪克特有一个长处，她作为人类学家，始终坚持文化多元论的立场。在最后一两章里，她反复强调美国不可以把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直接地输出。你必须按照日本人的方式，去考虑如何重建一个战后的日本。说到这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讲，就是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南方都市报:说说贡献。
孙歌:《菊与刀》里涉及的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至少在1946年以前是相当准确的，而且在今天的日本社会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是日本社会上下级的结构关系，虽然它描绘的现象很多已经不存在了。再拿书的例子来说日本，是无效的，但是结构性的痕迹还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天皇制的问题，虽然战后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菊与刀》里面的描述已经不太一样了。这本书对天皇制的描写非常肤浅，但它和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它认为天皇制对日本来说是不可以动的，这个民族必须保留天皇制。应该说作为人类学家的本尼迪克特，她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今天的日本，天皇制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统合力的力量。
南方都市报:你刚才提了一个问题，60年之后我们再来读这本书，我们应该怎么读？
孙歌:我们要意识到它的写作动机，它既是为具体政治军事目的服务的著作，同时又是学术著作。这个二重结构，其实存在于战争时期大部分学术文化活动中。我们后来人，今天没有在战争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读从前的著作？这是我们在读《菊与刀》时不能不想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政治性？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包括这些政治要素在内的战争中的学术与文化形态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而不是简单地上纲上线？这恐怕是对后来者心智的考验。大家现在读《菊与刀》时，最重要的是把它历史化。很多人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本书，去理解现在的日本，那就不对了。不能把历史设想成一成不变的东西。
关于日本
南方都市报:战后的日本和《菊与刀》描述的日本，发生了哪些变化？
孙歌:上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其实还没有完成门户开放。日本是在相对闭锁的环境下发动战争的。可是在美军占领以后，日本被迫开放了。它的和平宪法也是在美国直接掌控下制定的。美国占领军还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言论自由，像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战后就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了。1946年开始，日本国内出现了批判天皇制的声音。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国内日本研究的现状如何？你们的学术生态是怎样的？
孙歌:日本学确实不是太景气，和整个中国学术的走向也有关系。中国学术基本上是比较忽视亚洲的，而且也比较忽视人文，强势的是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因为这些学科可以直接介入中国改革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在日本有没有可以对等于《菊与刀》的中国论？
孙歌:似乎是没有。在日本最有影响的中国人是鲁迅。对比较有教养的老一代日本人来说，鲁迅是必读的，然后通过鲁迅来了解中国。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在2005年的走俏是否契合了当下某种文化或社会心理？
孙歌:它的热销首先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取代《菊与刀》的书出来。其次这至少证明了我刚才说的好奇心。这本书虽然热，但它不会热到中国人心里去。因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它没有涉及。
海外观察
日本语境下的《菊与刀》
李长声
时常看见一张老照片，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昭和天皇的合影:高大的麦克阿瑟一身便服，没有系领带，双手叉腰，身穿大礼服的天皇站在他一边，扬着小胡子，又瘦又小。这是日本投降后的9月27日。天皇陛下为命运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忠实臣民已开始抢购《日美会话手册》，这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畅销360万册，创造了战后出版史第一奇迹。天皇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交谈35分钟，合影留念。谈了些什么，天皇至死不说，麦克阿瑟回忆:给天皇点烟时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天皇说: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的所有决定及行动负全部责任，为此来拜访，把自己交给你所代表的诸国裁决。这一瞬间，我觉得面前的天皇是日本最好的绅士。手握铁锤似的烟斗，麦克阿瑟从此对天皇改变态度，不同意追究其战争责任。独领战后思想界风骚的丸山真男说，日本人在报纸上看见这张照片，彻底失去了自信。
3个多月后的1946年1月，天皇下诏，宣布自己不是神。同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美国出版《菊与刀》，1948年日本翻译出版(本文的引文据日译本转译)。当时，日本不了解美国，不了解美国人，满怀疑惧，也许要扼腕奇袭珍珠港之前怎么没想到写一本“鹰与原子弹”什么的。政府指令各地开妓院，迎接美国大兵，并晓谕女人们，穿着检点，万勿在人前坦胸露乳，但美军进驻就下令废除公娼，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切身之所急，急急如律令，不会是从镜子里观看自己的嘴脸，而是千方百计认识他们曾骂作鬼畜的美国人，所以《菊与刀》有如及时雨，写的是日本人，但处处比照美国人，正好拿来当教科书。况且史无前例地给日本文化抽象出一个模式，与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更叫日本人惊喜，甚而鼓起了被那张照片打垮了的自信。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写作《菊与刀》的基本手法是现场调查与比较研究。她不曾踏上日本，所谓现场是从侨民、战俘听来的，从书本、电影看来的。写日本无需身临其境似乎是美国人的绝活儿，“蝴蝶夫人”把艺伎张扬全世界，原作者也从未见过日本。本尼迪克特居然采集了这么繁多、琐碎而真切的生活细节，读来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怕是日本人也未必写得出，叹为观止。不过，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到了国外更爱国，人们往往在记忆中不由自主地强化远去的事物，美化以往的一切。《菊与刀》是探究日本其国其人的经典之作，我们迟了五十年才移译，也不可急急于赶时或汲汲于应景，经典要当它是经典，最好由研究者操刀，用注解指出问题所在，如日本军队不使用敬语之类，以免误咱国人。当年日译本问世，一些日本学者起而攻之，其中固不乏感情抵触，但毕竟是他们家里事，总该看得更明白。日本人说的就不爱听，偏要站在美国人一边，这书就读得没意思了。本尼迪克特进行比较时，莫怪日本人抱怨，是以美国人完美无缺为前提的。
为什么日本人做事是二重的，两面的？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矛盾产生于他们小时候所受教导的不连贯性。像漆器一样，岁月给日本人涂上一层层漆，但是，“他们是自己的小世界里的小神的时代，甚至能尽情撒娇的时代，似乎任何愿望都能够实现的时代，在他们的意识中还留有深深的痕迹。由于二重性如此之深地扎根在心里，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便表现出“既沉迷于浪漫的恋爱，又易如反掌地无条件服从家里的意见。既沉湎快乐，贪图安逸，又为了完成极端的义务而无所不为”之类的现象，令西方人瞠目。其实，我们中国人对此也瞠目。究其原因，我以为是历史进程造成的——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社会，旁边已备下一个过于发达的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汉字与假名并存，语言的二重构造对二重性格的形成尤具有莫大影响。兔子急了也咬人，个人乃至民族都具有二重性。丰子恺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任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不过，日本二重性自有其特色，那就像他们的书刊既有横排又有竖排一样，是摆在明面的。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又坐卧在榻榻米上，既拼命工作，加班以至过劳死，又尽情喝酒唱卡拉OK，丝毫没有远庖厨的念头。倘若在中国，过去竖排是过去，要改为横排就一律横排。我们的二重性是阳一套，阴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一样，另一面隐藏着，看上去只是一面，道貌岸然。中国人在二重之间有追求，追求中庸，统一，虽然终归是心向往之罢了。日本的二重性行为是并列的，不会在心中交战，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周作人终于没看出日本人把二重性并列于外，说:“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把野相看作表面现象，把吃茶弄花草看作本质的真面目，结果周作人就跟着一副野相的人吃茶去了。
每当看见麦克阿瑟与天皇的合影，就油然记起这位老兵的话。他说:“要是用现代文明来测定，我们四十五岁，日本人就像是十二岁的少年。日本人能接受新模式、新思考，给日本灌输基本概念是可能的，他们天生具有灵活接受新概念的素质。”当年在处理日本上美国很有点大人样，日本也真像孩子一样听话，顺从大人的霸道，但孩子会长大，而且暴富，对美国大人就开始说NO，似乎尤其有杀父情结。从二重性来说，这是日本人本来具备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李长声，专栏作家、翻译家、现居日本)
B04—B05版专题采写
《南都周刊》记者陈黎
图:
《周作人论日本》，周作人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23.00元。
《日本四书》，(美)本尼迪克特等著，彭凡等译，线装书局2006年1月版，29.80元。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日本论》，戴季陶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4月版，23.80元。
《日本与日本人》，(日)小泉八云著，(日)落合贞三郎编，胡山源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5.00元。
《菊花与刀》，(美)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1月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