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
像席勒说的那样，去告发一本诗集。
并不是波特莱尔的那本《恶之花》，不是在巴黎晦暗的街道，也不是嫉妒或生厌。而是要告发李亚伟的《豪猪的诗篇》，告发这一种诡谲多变的文字，告发他的天才，告发他
恣肆汪洋的诗情。顺便，还要告发他的李白之风，告发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几宗罪。
“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李亚伟夫子自道，得意洋洋。
这个粗野的老莽汉，在1980年代中，就写下了轰动一时的诗作《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老张和他遮天蔽日的爱情》，等等。他用一种未被驯服过的嗓子率性说出，用一种未被污染过的方块字刻下分行的诗句，开启了一道诗风———他擦亮了汉字原初的光辉，使之回到了地上，回归了人间，含着世俗的快乐，带着日常的油烟，把生活说破，将日子解散，释放出一种恶作剧般的童心。他的诗是一种语言的“盐”，叫汉字纯粹起来，变成我们舌尖上的一种味道，反躬自问。
或者说，不是擦亮，而是捍卫了汉语本有的品质和荣誉。在这一点上，他们才是母语的儿子，是体制外的发音，是诗歌这个羊圈里天然的寸草，遥看近无。
以李亚伟和马松为代表的“莽汉诗歌”，是新诗发展历程上一道卓绝的风景线。他们颠覆传统，破坏传承的老套路，蔑视发表，蔑视诗歌官府的文阀和老江湖。他们的诗歌，报废了那种化石样的语言，消解了文字内部的结石和病变，常常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跑遍祖国大地，不分民族，不问东西，挂在人们的嘴上。他们的诗歌，还是一种街头的说唱把戏，反讽和戏谑之后，又对生活痛哭一场，达成媾和或默契。说到底，他们是一个生活的水浒寨，一座快活林和一家堂皇的夜总会。
接下来，这个粗野的老莽汉为生活负责，消失在整个1990年代。现在，他又粉墨一新地回来了，继续着莽汉主义的写作道路。他不知道自己能被什么样的爱喂饱，但他的确知道诗歌是一种不错的疗饥手段。于是，这个老莽汉推出了一本“召唤伟大的汉语文学”的诗集———《豪猪的诗篇》。
其实，莽汉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它让我想起了凯鲁雅克的《在路上》，想起了另一本更为卓越的书：《达摩流浪者》。他们偶尔用纸和笔，但更多地用脚和拳头，把自己的诗意写在一条条路上，写在旅馆和酒馆里，写在女人的爱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