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16日，诗人郭沫若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当轮船行经巫山峡口时，郭沫若抬头仰望北岸高耸入云的文峰，忽然看见文峰之巅书写着硕大无朋的“毛主席万岁”5个字，壮阔磅礴，差不多占去了半座山的高度。一生观尽天下风云的诗人也被这惊人的气势震动了，他在当天写下的《过巫峡》的五律中咏叹道：“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他所说的“领袖万斯年”，就是指的这条硕大无朋的“毛主席万岁”的超巨幅标语。然而，这条旷世大标语的制作成功，却是当年的100多名“右派”分子用汗水、信念、毅力乃至是生命
换来的。
特殊背景，“右派”分子演绎激情
郭沫若在诗前的小序中说：“山身竖刻毛主席万岁五字，涂以白垩，甚为显著，估计字径当逾十米。”其实郭沫若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凭肉眼作出的判断与事实相去甚远，那幅标语何止“字径当逾十米”。准确的数据是：每个字长宽各十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五字和一个感叹号相连，外加字间距，超过了6000平方米。我们知道，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是420平方米(28×15)，而这幅标语的每一个字，都比两个篮球场加起来还大出了16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制作的无可比拟的标语！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澜，“赶英超美”、“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3月里，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了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他认为，个人崇拜中属于正确的部分是必须崇拜的。他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新一轮个人崇拜的热潮。巫山县委为了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在1959年10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动员全县人民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
这时有人建议，在巫峡西口的文峰上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垂直排列，乘上水下水轮船的过客都能一目了然。这一创意马上得到了县里的批准，并决定主要由那些需要认真改造思想的“右派”分子来完成这一任务。
屹立巫峡西口北岸的文峰为著名的巫山12峰之一，因尖峭如巨笔插天，故称文峰，坡度多在60度至70度之间，而临江一面之绝壁断崖，则如同刀劈斧削，要在上面制作标语谈何容易！
县委组织部专门召集近100名“右派”分子进行了动员，要求他们听从指挥，战胜困难，在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同时认真改造思想。又特地把文化馆的干部罗典范抽调出来当负责人。随后进行了分工，成立了“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背浆组”、“泼浆组”、“后勤组”等。
1959年12月初的一个早晨，长江上朔风怒号，巫峡口波涛汹涌。由“右派”分子组成的施工队员一个个背着背包，扛着锄头，冒着严寒努力地向文峰下的梨子坪攀登。他们深知这次任务的特别意义，表现得好他们就会有摘帽的希望。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异常艰苦的工作，但到底会艰苦到什么程度则完全无法预料。
施工队在农民家里架锅造饭。当时大饥荒已经开始了，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浮肿、死人现象已经发生。万县地委和行署知道巫山的灾情后，打算调拨750万斤粮食救灾，可是由于刚刚进行了反右倾运动，巫山县的干部们怕戴“右倾”帽子，明明知道饥荒已经出现，却既不敢如实上报，更不敢接受救灾粮。这就苦了奋战在巫峡口上的“右派”分子们，他们把每天250克粮食分成3份，一日3餐，掺上牛皮菜煮成稀粥果腹，至于肉和油则完全是梦想。
就这样，他们万分艰难地开始了“毛主席万岁”超大型标语的制作。
天寒地冬，旷世标语初现绝壁
巫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吕炎林受命设计了标语的书写方案。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为每个字长宽各10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5字连缀，可及山半，过往行人仰视时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堪称开天辟地以来举世无双的“大手笔”。
吕炎林设计好方案后，即带领有关人员爬上山顶踏勘地形选择地段，最后确定在文峰向南偏东的山壁上划出一大片来制作标语，这个地段面对巫峡西端相对平缓的大宁河宽谷，视野比较开阔，数十里外就能看见，同时，从下游方向也比较容易仰视。
接下来，吕炎林指挥“牵字组”拉起长长的绳索，在山壁上放样作字。一般的书画家创作时可以先在墙上画初稿，然后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再作修改，可是吕炎林要看到自己草稿的全貌，必须到几里路以外去才行。
吕炎林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5个大字的勾画。在拉绳放样划线后，人们用石灰顺着线撒过去，终于将“毛主席万岁”比例协调地安排到了文峰陡峭的山壁上。
“铲字组”的任务是顺着划好的石灰线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在山壁上将字形铲出来。巫峡的山上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丛莽，有很多地方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人迹，那些盘根错节的草木深深地植根于坚硬的山壁上，要连根铲除它们还真不容易。“铲字组”的人们很费了些劲流了不少汗才将山壁清理出来，硬是用锄头在6000平方米的山体上雕刻出了“毛主席万岁”。所谓笔画，其实就是一道道在山壁上挖出的深而宽的槽子。
最辛苦的是“背浆组”。石灰和水都要从六七里外的江东嘴运来，而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背浆组”的人们频频往返于江东嘴与梨子坪之间，运回一定数量后就由“兑浆组”将石灰兑成灰浆，再背到制作现场去。
这时已经是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雪花飞舞。“右派”们的手足整天被石灰水浸泡，已是皮开肉绽，但任务却一点也不能少。“背浆组”在寒风中背着灰浆往山上运，灰浆在背上随着步子晃荡不已，一旦荡出就是浪费行为，那就是新的犯罪，所以绝对不敢有一点疏忽。何况坡陡路险，身边是万丈深渊，脚下是滚滚长江，稍有不慎，后果更不堪设想。
资料记录，整个工程共用了石灰浆10万公斤，按每人每天往返3次每次25公斤计算，“背浆组”的人们用血肉之躯背石灰浆登上文峰约计4000人次。
往挖好的槽子里浇泼石灰浆是“泼浆组”的事。要想在山壁上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放桶，是根本不可能的，“泼浆组”只好把灰桶底端的一边靠在山壁上，将灰桶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握水瓢往先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石灰浆，就这样一瓢一瓢地泼浇(平均泼浇石灰浆厚10厘米)，直至把6000平方米的面积泼浇完。
饥荒夺命，摘帽未成魂归野山
天气奇寒的日子，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了。一天250克口粮的生活渐渐难以为继。偶尔有的人请假回城，便想方设法去买些“食母生”、“艾罗补脑汁”、“辣椒丁”、“橘精酒”等可以吃的东西回来，尽量增加一点热量，保持体力，以完成劳动定额。
然而，空前的大饥饿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席卷而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巅的“右派”分子岂能幸免，由于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5个“右派”分子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巫峡里。
陈文清，“兑浆组”的成员，他天天都努力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也硬挺着。那一天，他对同伴们说：“加油干，争取早摘帽！”谁知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饥饿死去了。他直挺挺地僵卧在冰凉的地铺上，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很久了。
向明瑶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可以背着100多斤重的石灰登上陡峭的文峰，可是由于饥饿，身体一天天垮了，在和饥饿进行了数日的对抗后，也终于离开了人间。县卫生局的“右派”谢胖子因为不堪饥饿，喝“辣椒丁”患病，卧床不起，一些人说他装死，拉起来毒打，谢胖子本来就命在旦夕，怎禁得住如此毒打，他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死去，草草地埋在山坡上。
标语制作工地的饥馑情况渐渐传了出来，万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恒茂感到事情严重。他向巫山县委提出，应该适当给标语制作人员一些照顾。在征得有关单位同意后，“右派”们得到了每天增加供应2两黄豆、3钱食油(均为16进制)的特殊优待。当他们吃到珍贵无比的油和用黄豆做成的菜豆腐时，一个个眼中噙满了泪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表示一定要加倍努力，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党的关怀。
正好此时由重庆驶往外地的一艘运粮船在文峰下的箜篌沱触礁翻沉，所载粮食被打捞起来后就近处理给巫山居民，1斤定量可3斤“水湿米”。这对于标语制作工地上的人来说，无异于雪里送炭，他们终于在濒临死亡的最后时刻活了下来，从而也加快了标语制作的进度。
1960年2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之巅，占地6000平方米的“毛主席万岁！”展现在世人眼前，耸入云霄的青青的山壁上，用10万公斤石灰浆写出的标语异常醒目。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惊世大标语。
一个著名画家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来到巫山，在仰望了这一人间奇迹后欣然挥毫作画，题为《与江山同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本文前述郭沫若的诗篇不久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间，巫山的超大型标语成了中国的骄傲。
涛走云飞，潮起潮落，就在这幅惊世大标语落成后的第二年，巫峡里的那些绿树青草又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那些用石灰浇注出的本来很显眼的标语却渐渐被雨打风吹去，变得暗淡无光，巫山县委多次派人上山修补，也无法使标语重放光彩。到1963年，标语的色彩褪尽，最后终于从人们的眼中完全消失，巫山峡口又恢复一片葱茏。
(摘自2006年2月19日《新闻午报》虞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