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巍青
最近，南开大学对“超期未毕业博士研究生”的一项处理决定引起了关注。具体情况是，南开校方援引《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则》中关于“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的规定，对28名学习时间已经超过9年而仍未完成学位论文的博士研究生宣布作结业处理。这项处理决定潜在地有一个目标群体，即所谓“积压博士生”。按南开校
方提供的数字，该校现有的“延期”博士生为469名，不是一个小数字。校方的态度是今后将严格执行规定，最长6年期限内修完全部课程，在此年限内不能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的，准予结业，没有博士学位。
大学里培养博士生，自然有一套质量标准，按既定标准办事，再正常不过。学生是毕业还是结业，这本来也是很“小众”的事情。也许在哪个国家里，这都算不上新闻，但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它却注定是一桩大众关注的新闻。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凡有博士点的大学，全部是公办的。稀缺而珍贵的公共教育资源，大部分用在大学，其中的大部分又用在博士培养上。另一个原因是，博士培养制度中有所谓“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一说，而它又与政府组织人事部门中所谓“知识化”的选拔标准相关联。于是政府里有了“博士官员”，校园中有了“官员博士”。
事实上，南开大学里的“延期”博士生大部分是在职博士生，其中大部分又是文科的博士生。不独南开如此，许多大学里都差不多。难怪很多人想知道，那些延期而又不能完成论文的博士生中，是不是有很多“官员博士”或“老板博士”。难怪南开大学要有意识地对这一点做出解释。即便南开这一次的情况未必如此，但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未必不如此。大学的确不能阻挡公众的关注，甚至也不能说人家是“过度关注”。谁让我们的校园里，确实有在职官员用了上班时间，甚至用了公款来读博士，而后回去又加官晋爵了呢？
大学里的博士培养因此需要正常化，南开大学上述决定就是这种正常化的努力。在我看来，所谓“正常化”的博士培养，应该是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的。去行政化的意思是，博士的培养，应该遵循学术标准和国际惯例。这首先意味着，应该严格控制并尽快取消在职博士生的制度。多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行政官员或其他人员，既要工作，同时又在读博士，很难达到学术标准上的高质量。它往往会造成两难，要么是低质量过关，要么是延期，甚至最终无法完成论文。另一方面，一个导师如果门下竟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生，这从学术标准上看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这在我们的大学里却并非绝无仅有。导师对学生顾不过来，也是培养质量降低的重要因素。
所谓去功利化，就是要恢复读博士的本来意义，它就是为专项的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在中国，特别应当反对将读博士直接地与做官相联系。公务员队伍需要提高素质，需要强调知识化等等，但是这不应该与博士学位挂钩。挂钩带来许多副作用，其中之一是降低了大学的学术标准。
最后还有一点，涉及到一个用词。媒体上，还有南开大学自己，都把这次的处理称为“淘汰”，甚至把上述28位学生叫做“淘汰博士生”。我建议把“淘汰”二字去掉，因为这两个字的效果，等于给当事人贴上了“垃圾”标签。怎样加强大学的管理，可以有任何不同角度的评价，但都应以不伤害任何人的人格尊严为前提。不论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大学应当努力从自己的角度先做好。大学都尊重每一个人的求学努力，才能逐步赢回社会的尊重，尊重大学的独立的学术标准。(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