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陈冰（记者）
2005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
此消息一出，各国报纸褒贬不一，但所有的评论似乎都无法回避同一个名字——贝克特。
《纽约时报》的剧评记者本·布兰特利写道：“品特先生被恰如其分地视作他的朋友和老师、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真正的继承人。像贝克特一样，品特创造了一个悲喜交织的世界……”
美国《ＴｈｅＮｅｗ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说法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证明了它的荒谬。品特的戏剧完全是萨缪尔·贝克特的翻版……”
2006年，是萨缪尔·贝克特的百年诞辰。
这个时刻，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又要聚在一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萨缪尔·贝克特的崇敬与理解。
也是在这一时刻，在全球纪念萨缪尔·贝克特的系列活动当中，第一次有了中国艺术家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将发自上海。
上海站的纪念活动包括四出贝克特戏剧演出、贝克特戏剧讲座、戏剧工作坊、贝克特生平展览和戏剧电影展。从京剧版的《等待戈多》到大学生版的《等到戈多》，贝克特再一次被诠释、被颠覆……
100年前的4月13日，黑色星期五，萨缪尔·贝克特降生了。那一刻，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婴儿的未来会与“虚无”“等待”“幻灭”等词汇息息相关；更不曾料想的是，这些注解的词汇最终被编织成一顶“荒诞派”的荆冠，又镶上了“诺贝尔”的名贵宝石，戴在了这个婴儿的头上。
可是贝克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却是5月13日，也许这是一个错误。贝克特的童年并不快乐，特别是对于母亲，贝克特总是不知道该如何与她相处。
1928年对于贝克特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一年他去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教师并认识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人——詹姆斯·乔伊斯。之后贝克特成了乔伊斯的助手并深受其影响。
1931年的冬天，辞去了所有工作的贝克特开始专心于写作。可不久父亲的去世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与母亲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为此他的精神一度抑郁，后来不得不去了伦敦，在那里接受了心理治疗。
治疗后的贝克特再次回到了法国并定居了下来。可是一切并不顺利，某天在巴黎街上散步的贝克特被人刺伤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住院期间，他的好友苏珊娜（ＳｕｚａｎｎｅＤｕｍｅｓｎｉｌ）一直来医院照顾他，两人由此互生好感并结为夫妇。
不久二战爆发了，1940年巴黎沦陷于纳粹之手。贝克特也加入了法兰西人民对纳粹的抵抗运动之中。1942年贝克特所在的部队被人出卖了，他和妻子苏珊娜只得一路徒步逃往法国南部。之后的日子他们一直被迫生活在卢西隆村庄直到战争的结束。
战后的日子是贝克特的创作高峰，那个时期的作品多用法文完成。他认为，法文是一种让他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表达对生活看法的语言。人们喜欢的《等待戈多》以及《终局》都在这个时期完成。
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在了这个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人头上，他的获奖评语是：“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从此他的小说和戏剧开始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表、上演。20年后，萨缪尔·贝克特在寂寥中逝世。
几十年来，从巴黎到纽约，从教堂到监狱，大大小小的剧场，形形色色的艺术家，从《等待戈多》到《快乐的日子》，从《哑剧》到《终局》，贝克特的作品一直被诠释、改编、肢解甚至误解……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贝克特，但却没有人会否认他作品的力量。
有人说，贝克特用戏剧反戏剧，缓解了人们对传统戏剧的审美疲劳。
有人说，《等待戈多》揭示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
1989年，他被空间遗忘。
2006年，时间记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