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美]罗斯·特里尔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十六）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林彪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刊有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恩来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在他的左边。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进入1968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减，且愈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口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入边缘。
毛泽东竟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