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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并不缺乏原创型的艺术家，也不必盲目迷信“海归”艺术家，缺的是能对剧本深刻理解并准确演绎的创作者
★ 文/颜榴
孟京辉的新作《镜花水月》与法国名剧《犀牛》恰好在同一个档期上演，巧的是两出戏都属于荒诞派戏剧，其意图也不无相似——反思现代生活意义的飘忽。一个是依据中国当代诗人西川诗作的演绎，一个是中国人对法国作家尤奈斯库剧作的搬演。导演则一个是成长于斯的本土派孟京辉，后一个是留法归来的导演宁春艳。
这一次在两部戏剧的对比下，无数次唏嘘原创戏剧的贫弱之后，本土话剧相对成熟的形态给戏剧人添了一份信心。相比之下，一个中国人凭着多年的留洋经历能否顺利地表达他(她)对西方经典戏剧的理解却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
《镜花水月》看不懂？
其实，多年前孟京辉在《等待戈多》中就已经显露出他操纵荒诞意味的能力，不过在他把先锋戏剧变成了主流后，他却面临着资源的匮乏。他曾执导的达里奥·福的小说、都市男女的恋情、明星策略的商业话剧、儿童剧的狂欢，虽然带动了人们对戏剧的热情，也不可避免地因为要首先照顾到市场效果而忽略了内在。
《镜花水月》则似乎更单纯出于编导内心的要求，清冷的灯光、床头精密的仪表、金属质地的背板、地上的白晶石、匍匐着的“大龙虾”骨骼，剧场陈设出一个理性的却又是冷冰冰的现代社会，荒漠化象征表达到位。
《镜花水月》中没有一个连贯的情节，也非悦耳的配乐诗朗诵，孟甚至抛弃了以往最容易博得效果的群体评点时事的反讽手段，而是让演员们在读出诗句之后，作自然的情绪流露和动作表达。诗句对他们发生了影响，而是什么样的影响还取决于演员们自身的感悟，表达成什么样也在于每个人的传达能力，没有什么是预先设定的，换一批演员演绎的可能完全不一样。
虽然，有的人台词说得不够流畅，有的人形体似嫌僵硬，但是这些个传统戏剧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此，因为演员们的心思全在诗的情境中，因而可被接受。这样的戏有一个好处，似乎任何人都能够走上舞台，传达他对媒介之物诸如西川或者其他诗人的理解，表演艺术是以解放人的天性为宏旨，本应是不挑剔对象的。这种路径与数年前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名言也相暗合。
理论上讲我们甚至可以不需要专业的演员了。孟一如既往的显示出他吸收、容纳、整合多项元素的优势，凭着西川诗歌本身所具备的丰富技巧所构成的空间，他摆脱了曾经苦思情节而仍免不了漏洞的麻烦，把精力放到了他所擅长的视觉氛围的营造和声音的流动上现场不管是知或不知名艺术家的雕塑、装置、多媒体还是音乐，在戏中都没有过于跳脱。《镜花水月》以当代艺术作为这部戏的营养来源，而不是被它吃掉，这种尝试或许可以称之为“观念戏剧”。
大多数观众的反映是看不懂。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戏在国内太少，坦然接受不懂并不失面子，走出来时，我们的情绪被戏剧改变了，这就够了。
《犀牛》：法国经典的失败解读
如果不是偶然有机会将《镜花水月》与《犀牛》并置，一定无法体会到好剧本失之于演出的落差。从今以后，欢喜泡在剧场的朋友大可不必以为凡外国名剧的演出都值得去看；相反，差强人意的演出很可能损失原剧的精义。
一群人渐渐变成犀牛，只剩下一个信念坚定的人，这离奇的故事有理由使该剧往夸张的路子上走，所以《犀牛》中，当首先看到白纸背景下各色人等身着宽大繁复的白色纸质衣服来来往往时是不足为奇的，以墨点的抛洒和墨汁的流淌暗示犀牛的出现并越来越多(又可以视作为装置手法的挪用)，自然也是成立的。但除此之外该戏便陷入拖沓与沉闷了。
虽然同为荒诞派名作，《犀牛》比《等待戈多》有着明确的动作线，足以引发观众的情绪起伏，但冗长的关于犀牛种的辩论耗尽了耳朵的耐力，粗糙飘忽的灯光给不出演员的状态，如果说开始可以忍受纸质服装，可随着演出的进行，越来越因其幼稚而分散了观者的精力(同时也干扰了演员的表演)。
其实演员尽心尽力，但在一个缺乏章法的舞台上，看到他们那么辛苦投入地跑来跑去却掀不起人被异化而备感恐惧的高潮，实在是有些令人同情。导演的失职是显而易见的。
改编自法国名著的《犀牛》转为汉语后，喜剧因素随之丢掉尚属无奈，但对翻译剧未经仔细删节就演出诚属极大冒险。虽然早已有成功先例(如朱旭的《屠夫》和查明哲的《死无葬身之地》)证明了演外国剧时找到本土化的舞台语汇至关重要，这里却疏忽了。
《犀牛》中写实主义的表演(穿上纸衣服后已不写实)与所谓抽象的舞台是生硬地贴在一起的，至于使用墨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最精炼的象征物本身，其意图似乎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观众，而是更适应于西方人的口味，这与中国前卫艺术在西方争取门票的惯常策略异曲同工，但在这里，墨汁沥沥拉拉流淌了一个多小时，墨味传到座位席间，观众们纷纷窃窃私语似有不安，仅仅承担了黑色含义的墨汁如此耗费地倾倒究竟有多少必要呢？
据说《犀牛》的导演宁春艳在法国留学多年，是戏剧博士，但舞台毕竟不是做学问，呈现出的面貌令人遗憾。由此想起另一出失水准的演出，两年前有一位据称也是学自法国的同仁排演了一部流传于欧美的法国当代剧作《艺术》，看完后令人摸不着头脑，恰好不久后上海话剧中心来北京演出，也带来了这出戏，三个极富个人魅力的演员在导演的调度下堪称完美地演绎了这个精彩的剧本，由它获得的观戏享受不言而喻。
同一个剧本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颇叫人匪夷所思，莫非在西方求取了“真经”的人反而不能面对同胞好好讲话了，还是他们食洋不化、创造力被削弱了呢？加以这次的事实，也许可以提醒我们，不必盲目迷信“海归”的艺术家，更不必被一两种陌生的手法弄昏了头，中国本土并不缺乏原创型的艺术家，缺的是能对剧本深刻理解并准确演绎创作者。★
(作者为国家话剧院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