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马得　陈汝勤：夫唱妇随做“画梦的人”

　　高马得陈汝勤：夫唱妇随做“画梦的人”

　　●烽火岁月里，高马得和陈汝勤在重庆相识，一起交流艺术。

　　●抗战胜利后，高马得创作大量讽刺漫画，陈汝勤在国立艺专领导学生运动。

　　●“文革”期间，高马得受到批判，全家下放农村，夫妻相濡以沫，作品自成一格。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高马得陈汝勤小传

　　高马得，笔名马得，1919年生于江西赣州，祖籍南京。少年就读于天津，自学美术，多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后调入江苏省国画院，擅长戏曲人物画，自成一格，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出版画册多种。

　　陈汝勤，1926年生，北京人。就读于国立艺专西画系，曾在南京新华日报社美术组、江苏美术出版社工作。致力于水印木刻和中国水墨画探索，作品多次参展并获奖。

　　在高马得和陈汝勤夫妇家里，如沐春风。这种感觉在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谭雪生和徐坚白的家里似曾相识。一聊起来，这些艺术夫妇都有旧交，高马得和黄苗子、丁聪在抗战时一起画过漫画，陈汝勤和谭雪生、徐坚白是国立艺专的校友。

　　夫妇爱戏，以前常常一块去看戏，如今多是安坐家里看电视里的戏曲节目。戏曲界的老友吴祖光和汪曾祺去世了，高马得说：“汪曾祺搞戏是行家。当年他在北京，我们好不容易去看他，聊得很开心。”汪曾祺也懂画，曾说：“马得的许多画都有梦境，可称为‘画梦的人’。”

　　家里的一切都是陈汝勤打点好了，高马得乐得专心画画。在陈汝勤进里屋为我们找书的空隙，高马得笑眯眯地说：“陈老师是管家婆，我不管事。她人挺好，没有牢骚。”陈汝勤一边翻书一边说：“多少年我们两人基本在一个单位。我业余时间搞版画。1984年退休后，画点花鸟画、版画。给他编书。”那些精心设计的书都凝聚陈汝勤的心血。在《马得戏曲人物画集》的后记中，她说：“他这个人，画画看书是惟一的嗜好，其他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一切顺其自然，乐观，幽默，遇到好事坏事都一笑了之，稳坐钓鱼船。”

　　高马得的幽默我们一下就领教。当谈到他的右眼失明时，他笑道：“独眼龙。”陈汝勤则说，当年丈夫还安慰她：“老天爷不错，还给我留下了一只眼。”

　　陈汝勤健谈，说大女儿是搞儿童绘画的；老二会刻图章，也会画画；老三画油画；连小孙女也玩玩画画。儿女孝顺，在江边买了大房子给二老住，可是住了一年，二老还是不习惯，又到原来简朴的小窝了。

　　烽火情缘

　　高马得1919年生于江西赣州，父亲高先仲为晚清秀才，能诗善画。1925年，父亲去世，高马得随家移居天津，1934年考入天津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攻渔捞专业。后因病辍学，潜心习画，结识赵望云、李苦禅等名家，眼界大开。1937年抗战爆发，高马得随家避难贵阳，主编《国民画报》。1944年，日军侵入贵州，高马得内迁重庆。陈汝勤1926年生于北京，自幼喜欢绘画，北京沦陷后，作为流亡学生在河南读书，后想去重庆报考国立艺专。高马得的哥哥与陈汝勤的姐夫同事，让她到重庆找弟弟高马得，可以在考试前辅导。在重庆，陈汝勤与高家人相处融洽，和高马得常在一起交流。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读的是水产学校，为什么去画画呢？

　　高马得：我读的是水产学校，就是打鱼，在海上用网捕黄花鱼。因为我身体不好，打鱼得会游泳，上游泳课之前要检查身体，说我有心脏病，不能游泳。所以没把专业读完。画画是小孩子画着玩，画出来，几个画家就说，有出息，有画才，索性画画去。

　　南方都市报：你的父亲是画画的？

　　高马得：我父亲画画，但是当时画画不是一个专门的名堂。我父亲是府台为他的两个孩子请的老师，府台需要请客、吟诗、书法表演时，我父亲是幕僚，实际上是教书。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画的是传统的画法？

　　高马得：小时候画画，因为我喜欢画画，家里有一些画画的朋友：赵望云、李苦禅，这两人都觉得我有画才。那时候家长总希望自己的儿子成才吧，成才就是正经地做个官呀，总觉得画画不是正经营当。当然朋友说我有画才，就让我画吧。

　　南方都市报：后来因为抗战从天津去了贵阳？

　　高马得：那时候日本鬼子打来了，天津失守，西南那边比较偏僻，我们就向西南跑，索性我们就把家搬到贵阳。

　　南方都市报：在贵阳时自己办一份报纸？

　　高马得：我生肺病，上班也不适宜，那么我就自己干吧。报纸是小报，当时有一个朋友也画画，他父亲在国民教育科工作，叫我办报，帮着发行，这挺好，我就办了《国民画报》。

　　南方都市报：1942年，叶浅予先生到贵阳，你们俩就认识了？

　　高马得：叶浅予进了贵阳地界，就到处能看到我的画，各学校都要订一份《国民画报》。他觉得这事了不起，就来找我，他的意思是好奇，来看看我。他已是名家，我也喜欢他的路数，他画人是画速写起家的。我陪他到贵州省几个名胜，很美的，到处玩玩，我就是“地头蛇”。(大笑)

　　南方都市报：后来日本人打到贵阳了。

　　高马得：我就跑到重庆去了。那时候重庆有《新华日报》，也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漫画家，我就跟老漫画家在一起，学习、搞运动。

　　南方都市报：陈老师是从北京逃难出来的？

　　陈汝勤：我是北京人，后来北京沦陷后，我上到初中，当然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的地方呆着。我姐姐和姐夫都在河南，我当时就说，我要到后方去，后来就到了河南，继续上学。国民党对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是特别优待的。我上了河北中学，学校也是流亡内迁，那个学校也是蛮好的，管吃管住，学费一概免交，白上学就是。我寒假进去，马上就说日本人要打到洛阳了，没上学多久就逃难。我姐夫在河南做驿运，用马车来搞运输，我在路上遇到他们，跟着一起逃难。一路过秦岭，那一路给我一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五月里头，满山的杜鹃花，实在太漂亮了！到西安，接着又上学，上了没多久，我实在跟不上，后来想想，我还是得学画画。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家里当然不同意，觉得女的画画不好。我姐姐比我大17岁，她说：“男的学画都不容易，在旧社会，没有后台，没有人撑着你，想成名是不容易的，女的更不用说了。”正好，马得的哥哥虎望跟我姐夫是同事，他们俩都在驿运处工作。

　　高马得：那时候连汽车都没有，就是大量地用人工拉车，像古代那样的运输，就是驿运。那时候最大的交通部门就是驿运处。我哥哥那时候就是驿运处的处长，全国路上走的都是驿运。

　　陈汝勤：我先认识了他哥哥。那时候杭州国立艺专搬到重庆，我知道那是全国美术的最高学府。我跟家里讲：“我要到重庆考国立艺专。”我姐姐不同意，正好他哥哥在我姐夫家里，他说：“没关系，小孩喜欢学什么就让她学。我弟弟就是学画画的，他办了一个画报，现在重庆，假如想考艺专的话，可以先到我弟弟那儿，让他辅导一下。”家里觉得我到那儿还能有熟人，就同意了。1943年大年二十三，我就到重庆，一问，说寒假不招生。我有一个朋友在歌剧学校，我就到歌剧学校插班，学正常的功课，学钢琴、唱歌。这个学校到了暑假就停办了。这时候，他哥哥的爱人带我去见他。

　　南方都市报：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陈汝勤：他住在驿运处的大院子里，我见到他穿着蓝布长袍，戴着眼镜，像个老学究一样。其实才二十几岁，(笑)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老成，看起来不像个小伙子。后来正好他母亲和姐姐从贵阳搬到重庆了，我暑假也没有地方去，后来我就住在他家。那时候我18岁，他26岁。

　　南方都市报：高老师记得当年陈老师的样子吗？

　　高马得：她是小姑娘，挺幼稚的，不懂事。挺老实的，说北京话，好像他乡遇故知，老乡啊。她也喜欢画画。(大笑)

　　陈汝勤：我住了一个暑假，跟他母亲、姐姐都很熟了。我跟他相处当中，慢慢觉得他不是那么大一个人，不像见面时感觉的那么老。他平常在家里，很幽默，也很天真，很活泼，很好玩的一个人。所以两人之间有些好感了，他觉得我太小了，就是一个小丫头。等暑假过完了，我就去上学了，潘天寿、吴考之让我画一个写生，就让我进学校了。进了学校以后，我们也还有点联系。星期天我也要到他们家去，看看他，看看他母亲。他母亲是广东高要人，很会做菜，我吃她做的广东菜，觉得很幸福。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另外有一种家的感觉，很可贵的。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恋爱的意思了吗？

　　陈汝勤：(笑)有一点。(大笑)

　　高马得：大概慢慢就谈起来了。她是小孩。我已经是社会上的人，已经老油子了。我还有肺病呢，经过治疗已经好了，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个肺病鬼子吧。

　　陈汝勤：他吐血吐得很厉害，比他轻的人好多死了。

　　高马得：家庭好的反而会死，大少爷关在家里闷着反而养不好，我还沾点穷的光。肺病首先自己要心平气和，不激动，不发脾气，就能养好。

　　沈崇事件

　　高马得在重庆与一批漫画家在一起，创作了大量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题材的漫画，代表作有《张果老倒骑驴——向着民主唱背着民主跑》。陈汝勤考上了国立艺专西画系。抗战胜利后，陈汝勤随学校复员至杭州。1947年，高马得从重庆到南京。1948年，陈汝勤因搞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到南京找高马得，1948年12月25日结婚。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重庆汇集了很多著名的漫画家，你跟谁的交往多些？

　　高马得：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廖冰兄，我是新加进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新华日报》就要漫画家画画，就我们五个人画。

　　南方都市报：高老师当时画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漫画。

　　高马得：讽刺社会的不平等，贪官发财啊。

　　南方都市报：1945年画了一张《张果老倒骑驴——向着民主唱背着民主跑》。

　　高马得：国民党政府表面上讲着民主，实际上是后退。那时候反对政府，对政界、商界，爱怎么搞怎么搞，没关系，但是有一样，对军界少惹，最好不要画，有麻烦了吃不消。所以这个是对报纸的要求，那时候也算蛮宽松的。对政界、商界可以随便地画，爱怎么讽刺就怎么讽刺。

　　南方都市报：陈老师在国立艺专里主要学什么？

　　陈汝勤：我在西画系，西画系比较左倾一些。国画系比较古板一些，参加运动不是很多。

　　南方都市报：陈老师什么时候随学校从重庆到杭州？

　　陈汝勤：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学校就复员了，我1946年回到杭州上课。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们还有联系吗？

　　陈汝勤：在复员那一段，他不清楚我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

　　南方都市报：高老师那时候在哪儿呢？

　　高马得：在南京。南京有一个《新民报》，就在那儿画四格漫画。

　　南方都市报：分开这段以前已经谈恋爱了吗？

　　陈汝勤：就算吧。(笑)分开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了。他自己讲，他有肺病，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不可能结婚。相处那一段以后，复员时大家乱糟糟的，就断掉了。后来到学校里，也有其他同学追求我。他也想，反正你这么小，艺术学校里一定很复杂的，肯定会有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他想得比较远。有一段他哥哥到南京了，我姐姐和姐夫住在他家，这时候，姐姐当然知道我在哪里了。他通过我姐姐送给我一个日记本，好像还有一支笔什么的，这样我们两个人又联系上了。我们又开始有书信来往。他的信写得非常抒情的，很美，我是很欣赏的。(大笑)

　　1947年中国是白色恐怖年，国民党大批地逮捕进步人士，抓了一些漫画家，他也不敢画漫画了，再画就抓起来了。1948我被学校开除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被开除呢？

　　陈汝勤：当时发生了“沈崇事件”，美国兵欺负了中国女大学生沈崇。我们女同学就闹，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闹得比较厉害，写标语，满学校去贴，上街游行，跟大家谈：我们的姐妹受到美国人的欺负。我被选上学生自治会领导，这么一闹，学校就来查你怎么回事了。后来因为“沈崇事件”游行闹得蛮大，学校把我开除了。我放暑假，回学校，看到布告：勒令退学。我那时候已经是国民党黑名单的人，有人叫我参加共产党，我很清高，也不一定要参加。我回学校拿东西的时候，国民党就知道了，准备抓人了，我第一天刚走，第二天他们就去学校抓了一批人，但是我已经走了，所以我没有牢狱之灾。(笑)

　　高马得：沈崇的父亲是教授。沈崇的外文比较好，跟美国兵出去玩是很平常的。

　　陈汝勤：当时有一种崇洋媚外的想法。比如我在四川北碚的时候，抗战还没有胜利，美国兵也在重庆，有一些女孩子长得漂亮一点的，会英文的，就跟美国兵有来往，就叫“jeepgirl”——吉普女郎。美国兵也很寂寞，难得找一个伴儿来玩玩，还有些干脆就在那儿成立一个小家。中国女孩子就给他当个外室，所以有些后来生了混血儿。沈崇当时是大学生，她英文很好，跟那些美国兵可能有些一般的来往，进一步如果沈崇不愿意，就闹了起来。沈崇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也很能干，说话快言快语。

　　南方都市报：被学校开除以后就到了南京？

　　陈汝勤：我到了南京，那时候他身体已经比较好，也有工作，我找到他，原来我们有那么一段，没多久就结婚了。

　　不辍创作

　　1949年，高马得陈汝勤夫妇加入南京文工团，此后两人工作单位常在一起。1957年，高马得的漫画《新编全本黑旋风》被当做“黑画”，遭到点名批判。后投入水墨戏曲的创作，自成一格。1966年，因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高马得无奈搁笔戏曲人物画创作。1969年，全家下放江苏宝应县农村。1972年，全家调回南京，高马得编辑儿童画报《小红兵》，自编自画连环画《三打白骨精》，此作品于1978年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洲中心儿童读物图画奖。1980年，高马得调到江苏国画院，专门从事戏曲人物画创作。陈汝勤业余从事水印木刻、水墨画、版画等创作，更重要的工作是当高马得作品的编辑。

　　南方都市报：1949年，你们在南京的工作怎么样呢？

　　高马得：地下党专门来找我的，他们那时候就把南京有影响的画家组织起来，为迎接解放服务。

　　陈汝勤：那时候基本上就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了，准备迎接解放。南京一解放，我们俩就参加了南京文工团了，专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南方都市报：还去过上海一段时间？

　　高马得：肺病发了，就到上海养病，我哥哥家在上海。在上海还给人家当编辑，拿钱。南京就派人把我找回来了。

　　陈汝勤：后来文工团调到上海去了，我们留下来，一起调到《新华日报》，都在美术组。他还是画漫画，画什么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有什么运动，肃反、反胡风、反右，搞了不少漫画。三反五反的时候打人打得很厉害，毛主席就出来讲话，说黑旋风太多了，《漫画》半月刊就组织他画漫画《新编全本黑旋风》。画的时候还好，正在鸣放，等登出来已经反右了，就成了“大毒草”，报纸整版整版地批。

　　高马得：这时候，《新华日报》就在批王中观点，王中是一个老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者，他的意见是：“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现在想想也好像有道理。

　　陈汝勤：他们提出在办一个同人报，不要都弄党报，当时全国闹得很厉害。当时《新华日报》就把一批要跟王中走的人都打成“右派”。“右派”多了，他的《新编全本黑旋风》是《漫画》半月刊要他弄的，不是他自己要弄的，“右派”已经超标了，所以他很幸运，没当“右派”。

　　南方都市报：高老师为什么这时候开始画水墨戏曲画呢？

　　陈汝勤：因为画漫画闯祸，他就不画了。那时候戏曲比较繁华，各地方的剧团都到南京来汇演，领导就让他去速写。

　　南方都市报：经常去看戏？

　　高马得：任务啊，我就画戏吧。画着画着，就觉得对戏这个玩艺比较熟悉，我就用水墨的方法画，就从漫画转向水墨画。

　　南方都市报：1966年时批判高老师的作品是“歌颂帝王将相，美化才子佳人”？

　　高马得：戏曲就是才子佳人，就是帝王将相，人家让我去画这个玩艺，还要批我这个玩艺，批就批吧，我也不当回事，也不扣工资，也就听听算了。你沉默的话，一点事也没有，批完就完了，还在怎么样。

　　南方都市报：1969年是下放到农村？

　　高马得：我们去了江苏宝应县，我们觉得越远越好，觉得在城市还嫌烦呢，到了穷乡僻壤还安静，在乡下很舒服。我们在乡下盖大瓦房，又大又好。

　　陈汝勤：我们三个孩子，老大是知青，分到扬州，我们带两个男孩去乡下生活了三年，也没怎么劳动。当时给我们五百块钱安家费，我们就拿这个钱，自己再出点钱，盖了大瓦房，也没有住多久，经常派出去搞宣传画墙报，只在那儿过了一个年。

　　高马得：我们在房子后头种了花，种丁香树，还有梨树，能吃点梨。也很好玩，这事你要看得很好玩，就很好玩，你觉得挺受罪，就挺受罪。

　　陈汝勤：有些人就很紧张，很受罪，我们倒没有，觉得很自在。

　　南方都市报：1972年就调回城里编《红小兵》？

　　高马得：儿童刊物。讲好的，封底一定要我画的一套连环画，画这连环画也很好玩。

　　南方都市报：连环画《三打白骨精》后来在国际上获奖了。

　　陈汝勤：那就是在《红小兵》时画的。

　　南方都市报：右眼是怎么坏的？

　　陈汝勤：他是高度近视眼。他在编《红小兵》的时候，房子很暗，他的办公桌在角上，要点灯才能看得见，后来视网膜脱落，开刀没开好，眼睛就瞎了。

　　高马得：独眼龙。(笑)动手术时，激光把视网膜烧坏了，是一个事故，我碰上了。

　　南方都市报：1980年调到江苏省国画院？

　　陈汝勤：国画院要他，当时有人画山水、画人物，没有人画戏曲，上海有个关良，南京有个高马得，就把他调画院，那时他已60岁。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昆曲呢？

　　陈汝勤：昆曲是在江苏昆山产生的，江苏有一帮演昆曲非常好的演员，“传”字辈、“继”字辈的演员演戏时，他都去看、去画，画来画去，都是昆曲。

　　高马得：我也不知道，我是画戏，后来把这些排出来，大多是昆曲。因为昆曲这玩艺是“百戏之祖”，很美，能体现诗情画意。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摄影：邓建鹰

　　感谢董宁文先生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