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最像作家的一个”

　　 “中国当今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安忆是位与众不同的人物。

　　与她相熟的作家陈村说：“王安忆说她过着农民的生活。她早起早睡，上午写作，下午不知在做什么，晚上一定去陪父亲吃饭。她每天如此……记者喜欢问，你最近在做什么。你不用去猜，她肯定是在写小说”（陈村：《说点王安忆》）。对王安忆，陈村的评价很高：“在中国的职业作家中，她是最像作家的一个。没有宣言，没有旗帜，没有花絮。在长长的岁月中，她总是有作品，总是有新的好的东西。对她，你可以期待”（陈村：《长看王安忆》）。

　　作家方方也说：“就综合实力，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中国青年报》，2001年6月20日）。

　　的确，在每一次文学浪潮的潮头，人们几乎都能看到王安忆的身影：在“知青文学”中，她有《69届初中生》、《本次列车终点》；在“寻根文学”中，她有《大刘庄》、《小鲍庄》；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她有著名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在对小说叙事结构进行探索的年代里，她有《叔叔的故事》；在以旧上海的生活为代表的“都市文学”兴盛时，她又有《长恨歌》……

　　 “善则善矣，但总好像缺了点什么”

　　对于王安忆，文学评论界从来不吝给予掌声。洪子诚说：王安忆是一位“能够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说：“她每一阶段的创作总是在同时期的创作主流中凸现出来”（《新时期文学概说（1978－2000）》）；温儒敏、赵祖谟说：“她是一位成熟的写作者……她的小说被认为富有‘深度’和‘理想精神’”（《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但是，王德威却说：“王安忆的小说善则善矣，但总好像缺了点什么。”他具体分析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余，却不如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来得更惊心动魄。‘三恋’小说写情欲荒原里的男女挣扎，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踵事增华的魅力”（《当代小说二十家》）。

　　 “她的才气不足以支撑她的思想”

　　在这个以描写变态的人物和诡异的故事为能事、并且居然视之为“人性的探索”的快餐时代里，始终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的王安忆，殊为可贵。但是，读多了王安忆的小说之后，我的感觉和王德威一样，总觉得她的作品中缺了些什么。

　　以“知青文学”为例。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中的主人公、返城“知青”陈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返回上海。回家之后，却立刻受窘于城市里逼仄的住房、拮据的经济和家庭的矛盾。显然，这典型地反映了“知青”一代人的困惑。但是，相比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中因坚守岗位而被严寒冻僵的“知青”严晓云、相比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绝不向现实困难低头的“知青”“我”，陈信身上，少了一份激情之后的悲剧性；而相比刘醒龙《大树还小》中对“知青”“好吃懒做，偷盗扒拿，还将垸里的年轻人都带坏了”的清醒批判，陈信又显得一脸茫然。

　　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在王安忆笔下，无论是《荒山之恋》中“‘我们生不能同时，死同日’……露出了骨节，可却顿时有了灵气”的“她”，还是《小城之恋》中“经过情欲狂暴的洗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干净，更纯洁”的“她”，抑或是《锦绣谷之恋》中经历过短暂而炽热的婚外恋、“极愿意做一个宁静的人……于人于己都有无限的愉快”的“她”，都只是女性借助身体的解放、从而完成自我生命价值确认的一个过程而已。从终极价值关怀的角度来评判，林白《玻璃虫》中“我”的彻底叛逆、陈染《私人生活》中对人生的女性主义私语、甚至王英琦“因为不相信男人，也因为这孤独寂寞无处排遣，我便拼命地往外跑……名曰体验生活，实则多半是为了寻求一种解脱”（《写不出自传的人》）的人格的独立，都比王安忆的女性主义思考更深刻，更引人深思。

　　同样，同是背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私人记忆，余华笔下为了保护家庭、保护孩子而屡次卖血、最终却遭家人鄙视的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比王安忆笔下自恋自艾、终因劫财而丧生的王琦瑶（《长恨歌》），也更具人生的悲剧性。

　　在我看来，当代作家中，王安忆的思想敏锐度，绝对一流。可惜，她的才气不足以支撑她的思想。所以，她的小说，“总好像缺了点什么”。坦率地说，缺的，是那份潇洒飘逸、我行我素的自信（如张承志、刘亮程），或者那种摧肝剖髓、令人无所遁形的痛感（如阎年科、李锐）。

　　 作为学者名副其实

　　2004年2月，王安忆从上海作协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教授。

　　200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硕士点通过审批。今年，王安忆准备开始招收硕士生。这是国内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

　　2007年1月，《王安忆读书笔记》出版（新星出版社）——这本书，其实是王安忆《我读我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的增扩本——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两篇。

　　在《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中，王安忆说：“大陆作家的小说往往能越过语言直接展示画面与人物的形象，而台湾作家的小说则是真正的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小说”（50页）；“大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这口语因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征，因此也更加方言化与俗语化”（47页）；“在台湾作者的小说中，即使是对话，也表现出强烈的叙述性”（54页）。

　　在《世俗的张爱玲》中，王安忆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162页）。作为一名教授，王安忆名副其实。

　　 “四不政策”像无奈的自嘲

　　对于小说创作，王安忆有一个著名的“四不政策”：“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序》）。

　　我总觉得，这，更像一种无奈的自嘲。

　　黄绍坚

　　《王安忆读书笔记》

　　新星出版社 2007年1月

　　《长恨歌》

　　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

　　《王安忆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

　　《叔叔的故事》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