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灿烂的阳光及其阴影

　　阅读眉批□张晓舟

　　我只见过一次王小波。他去世后几天我写过一篇文章，既表达一份谢意，也想借我的回忆给别人留下一点材料。最近看到报刊上的纪念文章，才想起来已是十年祭。《南方人物周刊》通过王小波十年祭发问：十年来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无趣、无智和无性？

　　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

　　谈论王小波总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不管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去世整整十年之后，甚至在他的葬礼上，当他躺在花丛中，额上撞磕的青痕令人悲从中来，我还是忍不住想象王二翻身而起笑问：“你们哭啥？”

　　苏珊·桑塔格在悼念罗兰·巴特的文章最后说：“在快乐这桩严肃的事情上，在其思想的自由驰骋中，总有一股哀伤的暗流在涌动。”

　　那次见王小波感受到的除了快乐，还有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牢狱：孤独。哪怕他也嬉皮笑脸侃侃而谈，你还是能从这张被一盏黯淡的台灯照亮的脸上窥见某种疲倦和压抑，乃至哀伤。我问他最近写什么——我指的当然不是他的报刊文章，而是另一项呕心沥血的工程：小说。他回答：“这小说是越写越痛苦。”

　　我曾经以为王小波当时低沉、压抑的情绪是来自对现实和社会环境的不满和绝望，假如结合当时他和我们聊及的社会、政治话题，以及他当时那些被称作“人文随笔”的报刊文章，很容易勾勒出一个“铁肩担道义，荷戟独彷徨”的忧愤之士的形象。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当我通读到他的小说尤其是晚近的小说时，我不得不说比起《黄金时代》和《青铜时代》，《白银时代》以及未竟的《黑铁时代》明显失色——你能感到他困在一个想象力的瓶颈中有劲使不出，这使我意识到，他在生命最后时期的孤独、痛苦以及突围的抗争，更多地似乎来自一个小说家——而不是“自由思想家”或“启蒙斗士”——的天性。《白银时代》中的《2015》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是2015年。我仍然在写小说。仍然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

　　2007年3月6日，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以及整个西班牙语世界，都在庆祝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寿辰，他的老家阿拉卡塔卡镇(一直想改叫“马孔多镇”)为此搞成一个旅游狂欢节，哥国总统在贺信中尊称寿星公为“老师中的老师”。然而在这场疯狂的生日庆典中，惟一没有露面的恰恰是寿星公本人。假如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篇《我们的海明威》，你会明白这个八十岁的老人不是在扮酷，马尔克斯试图提示为什么海明威会在哈瓦那度过22年那么漫长的时光。海明威曾将他选择古巴的理由归结为饲养斗鸡、种芒果、赌打雏鸽和捕鱼——这一解释足以使他成为卡斯特罗的旅游大使，但他还是忍不住说出心里话：“一个人之所以住在这个岛上，是因为……可以用一张纸盖住电话铃，避免任何电话干扰；还因为在凉爽的早晨写作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有效、更舒适。”海明威又加了一句：“但这不是一个职业秘密。”但加西亚·马尔克斯道破了真相：“这是我们的海明威：一个被犹疑和短暂的生命折磨得痛苦不安的人，他的饭桌上从没有过一个以上的客人，他终于像人类历史上的少数人那样揭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实有的奥秘。”

　　“百年孤独”的确就是一名小说家的宿命。当我问王小波到底忙什么，他的回答却是：“编软件玩儿”，这就好比海明威是不会跟你说他在写《海流中的岛》，而是说：“捕鱼玩儿”。在黄集伟的电台节目“孤岛访谈”中，当被问及如果被困在孤岛上，身上可以带一样东西你会选择什么时，王小波的回答是：披头士的磁带，一本高等数学习题。披头士的歌、数学习题和软件编程带给他的是纯粹的快乐，就像捕鱼、斗鸡、种芒果、打雏鸽，这是业余爱好。

　　至于报刊文章，王小波那些杂文随笔固然精彩绝伦影响深远，充满“思维的乐趣”，但对他来说仍然只是副业，而且有时不免也带有为稿费为稻粱谋的动机。他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或“专栏主笔”，正如海明威和马尔克斯的职业曾是记者，尽管记者的职业习惯有助于他们的小说创作，但我们显然不会太多关注他们在报纸上写的东西，对王小波偶尔失之随意的报刊写作似乎也没必要抬得过高。我想说的无非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王小波首先并不是一个浪漫骑士、一个自由思想家，而是一个小说家，一个被想象力的天使和魔鬼轮番折腾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在他在世时大多印行无门、即使推出也几乎无人评论的遭遇，只不过再一次印证了文学话语权统掌者的伪劣不堪，但他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不被他人承认，而是不被自己承认——他不会轻易放过对自己缺乏说服力的作品——这是一个小说家神圣的痛苦所在。

　　那次在他家，大家谈的根本不是文学，只是在后来吃饭时闲聊了几句，但也只是说别人，没怎么说自己。他认为：“很多人都中了《红楼梦》的毒，其实《红楼梦》真不是什么好小说。”如此贬低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小说的《红楼梦》，这对一个当代小说家来说，既意味着勇气，也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一个孤独的职业，冷暖自知，而如今国内每个大一点的作家出一本小说总要接受几十乃至上百次采访，如果出成一本书都厚过小说本身了。在王小波家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荤段子，我记得王小波的笑声和笑脸，但也记得那句淡淡的——“这小说是越写越痛苦。”

　　他家光线极差，大白天也像在夜里。王小波笑说：“最近老接到一个恐怖电话，害得我都不敢再接电话了。”有个家伙成天打电话向他倾诉自己被一个富婆逼着大玩SM的悲惨遭遇。

　　想象一下这希区柯克式的情景吧：一个小说家陷入昏暗的灯光中不可自拔，这时，电话铃响了，而窗帘被风掀动了一下……

　　通向公民社会

　　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学者文人平地一声惊雷怒掀“文艺复兴”或“启蒙”的惊涛骇浪。当然他们讨论的都极其正确而空洞，这种凌空蹈虚的宏论既不针对具体现实问题，又不那么有趣。如果有一帮知识分子，每人扛着八百斤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吭哧吭哧地对我说：“兄弟，我们是来解放你的。”我会作揖曰：“大爷，您还是先把石头卸下来，先解放您自个儿吧。”关于“人的解放”的那些檄文宣言，哪里比得上王小波关于“猪的解放”的一篇小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算不上什么杰作，但假如把它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其效力真的强过八百吨檄文宣言。

　　王小波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尸骨堆上站起来的，他并没有参与这类煞有介事的讨论，那些自恋的文人学者志士，对他来说只是一团又一团的迷雾和幽灵。很多“人文精神饶舌症”患者其实患的只是“商业社会不适症”，然后把‘人文精神’当做神奇口服液日日狂灌不已。很多人连篇累赎写下的不过是一堆“知识分子”的身份证、奖状和质检报告，而王小波那些文章，却足以构成一部公民社会的基础读本。

　　我曾将王小波称作“理想的知识分子”，但现在我更愿意把他看作“理想的人”。当“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过度泛滥，似乎有必要放低身段了：你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也是王小波给我们的一个启发：他和那个自以为特殊自以为权威的群体是一刀两断的。

　　中国诗人贝岭和学者杨小滨1997年曾采访过苏珊·桑塔格，在谈到“您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对社会应该负有责任”这一宏大命题时，苏珊·桑塔格说：“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苏珊·桑塔格强调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而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艾柯则强调了“公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当记者指出“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化”并谈到艾柯不像萨特那样上街抗议时，他反驳说：“你应该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普通大众上街去游行示威，而不是问为什么没有知识分子去上街示威。”这位意大利小说家兼学者指出：“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行动和公民的行动混在一起，萨特去游行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的……比如有人写了一份请愿书，针对环境污染问题向政府请愿，如果我签了名，那么我签名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说到这，势必要提及“无知者无畏”的王朔。王朔意气淋漓，王小波理性缜密。我听王小波说过：“王朔挺好玩的。”又据上次见面李银河谈及，二王见过一面，王朔当时想签下王小波的下一部小说。我一哥们对此不屑：“王朔签王小波，就像小虎队要签披头士。”这么说过份了，有过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王朔肯定能体恤另一个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同行，更能理解一个小说家的灵魂内斗，最重要的是，两个如此好玩的人没理由不惺惺相惜。

　　但王小波与王朔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王朔纵情怒骂现状时，他不知不觉地将往昔，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当做了某种标准，而王小波在触及青春这一记忆矿藏时要挖得更深。

　　首先他当然是非常不屑所谓“知青文学”的，他骂过张抗抗《赤彤丹朱》的出身优越感。王小波说要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却担心碰见像张抗抗这样被他骂过的作家，“我在想会不会让人当头泼一盆冷水。”他毫不掩饰对那部小说的厌恶：“这是我们这一代里头素质比较差的。”王朔最近也议论过“大院文化”，如果当做天南地北的神侃那挺好玩，但如果自恃为一种标准，对此就只能一笑了之了。

　　前几天偶然翻读云南人民出版社刚推出不久的《王小波全集》，意外地在第10卷也即末卷中发现一个短短的未竟残篇《最灿烂的阳光》，才惊喜地发现，原来王小波竟然也想写一个主人公同样名为“马小军”的青春故事，一个更为狂暴、迷人的“文革”残酷青春故事，王小波写道：“《阳光灿烂的日子》歌颂了它的灿烂，但是不全面。我还想谈谈这片阳光的最灿烂之处。因此必须有两个马小军，前一个在阳光下浑浑噩噩，过得很幸福；后一个在阳光下头脑清楚地承受着痛苦。浑浑噩噩的人因此有福，头脑清楚的人因此而倒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长脑子是多余的。灿烂的含义就在于此。”如今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异常火爆，姜文也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续篇，然而王小波的《最灿烂的阳光》刚刚开了一个头……

　　这灿烂并不只指向过往，王小波的作品更是通往未来的一把钥匙——这钥匙在窗台，在最灿烂的阳光下。

　　西单澡堂的裸像

　　假如把那尊最近引发争议的王小波裸雕立于西单澡堂而不是美术馆，是否会更合适？

　　王小波讲过自己在西单澡堂的遭遇，“差点让人家给打出来！”为了同性恋社会调查，这厮不惜深入虎穴寻访“基友”，他打探到权贵在西单澡堂留下的段子，但这个伪基佬难免还是被识破而临阵脱逃。

　　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在其美文《艺术的内丹》(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一文中回忆少时他和王小波兄弟两人在北京郊区骑车东进的美景良辰。“我想起古人的诗句，就大声念起来：‘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比起诗中的境界，我们眼前的景致差不了多少，只是身穿补丁衣服，骑着破车，与五陵贵公子有一定差距，但这一点可以用想象来补足。我们想象自己鲜衣怒马，玉面绮貌，在长安大道上行进……当从梦境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传之秘，那就是天国和人间、王子和贫儿、古代和现代的间距其薄如纸，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在两重世界自由穿行。这种意思，好像成为小波的一个思维习惯。”

　　想象一下王小波月黑风高自西单澡堂逃遁，王二夜奔固然没有红拂夜奔那么诗意，但我们还是难免随他在东宫西宫和西单澡堂的两重世界自由穿行……

　　去年岁末在一个会上认识了李银河，我们的话题当然还是王小波。那一次，她谈到广州美院学生创作的王小波裸像。

　　当时有个女孩一直在酒店门口守候李银河。王小波有无数“门下走狗”，李银河同样有不少“铁粉”，他们和她们都把她视为代言人。这个女孩追问她：“我是否可以帮您做些什么？”最后她领到的任务是帮做深圳同性恋酒吧社会调查。1993年，我刚当“雏记”时曾野心勃勃地想采访调查广州海珠桥一带的“鹅”市(男同性恋卖淫)，但最终报纸不让发，我也没有勇气像王小波那样杀入敌后，到那些厕所去探秘。直到2000年，我还在报上拜读过把同性恋当做时髦颓废生活方式去批判的宏文，我还记得那篇宏文用了一个可怕的词：文明的病变。

　　恰巧那一天《南方都市报》登出许倬云的长篇访谈，其中谈及他的学生王小波——“我还是很想念他呀”，还有另一个学生李银河，“听说她现在有一个女朋友，这也挺好呀……”

　　前两年，为了支持同性恋婚姻，小野洋子将约翰·列农和她的名歌《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爱他的女人》改成《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爱他的男人》和《每个女人都有一个爱她的女人》。

　　2007年4月8日

　　◎张晓舟，乐评人，专栏作家，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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