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空前绝后

　　

　　王建（图中右一）（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7802班学生，曾任珠海巨人集团常务副总裁、广东亿安集团总裁。现在广州某房产公司工作。）

　　同学少年

　　已经绝望了很久很久，命运逆转得如此突然，我们这一代人对邓小平的感情，那种感激涕零和顶礼膜拜，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

　　空前绝后1儿子打零工供老子读大学

　　那一年我一走进考场，想到一个词叫“空前绝后”。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中断了11年，11年啦，11年没机会参加高考的人一同走进考场，这种现象应该是空前绝后的。

　　当时我考进的是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我们班的老谢（谢永棠）当年33岁，1945年6月出生，那是解放前呀，

抗日战争还没结束；而我们班的唐习明1964年出生，刚满14岁，他俩睡同一张床的上下铺。要说这一大一小每天在同一张床摇晃同一个求学梦是一种巧合，那这种巧合还实在不少——我们学校的隔壁是武汉工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机械系的老伍在离大学毕业还差半年时，他16岁的儿子也考进了他所在的大学，虽然不是同一个专业，但巧的是住在同一栋宿舍楼，在同一个食堂吃饭。

　　老伍父子同窗的趣事传到我们学校，老谢一听，眼泪簌簌地流了出来。老谢有四个儿子，他入校时大儿子12岁，如果早读书，到16岁也可能考大学了。老谢说他自己在外地上学，老婆和儿子却在家乡打猪草卖饲料，他说他不该读这个大学，他应该回家供儿子读书才对呀！儿子打零工供老子读大学，这事是“空前”的，我更乞愿所有这一切也会“绝后”。

　　空前绝后2两届毕业生同一年走出校门

　　那时的大学各年级不像现在这么习惯称“大一”、“大二”之类的名称，不然在1982年年初，我们77级、78级之间就不好称呼了。

　　1982年年初，81级的学生是大一，80级的学生是大二，79级的学生是大三，78级的学生是大四，而77级的学生是大五吗？四年制本料院校不可能有大五，但又确实有五个年级的学生同期在读；就算五年制的院校（比如医科）到1983年初，同样也有六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在读，难道说还有“大六”吗？

　　在1982年和1983年初，四、五年制的本科院校同时有两个“大四”或“大五”，这一切的原因何在？1977年7月，一代伟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他主动要求抓教育，他抓教育的第一件事是暂停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而主张高校招生改革，废除推荐体制，恢复招生考试，择优录取！因为恢复高考有一个准备的时间，所以一直到当年12月才开始考试——所以1977年的考生，是在1978年3月才入校的——所以才形成同一年有两届毕业生出校门的现象。这种现象应该是空前绝后的。

　　已经绝望了很久很久，命运逆转得如此突然，无论像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人，还是老谢类的“老字号”们，我们这一代人对邓小平的感情，那种感激涕零和顶礼膜拜，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

　　空前绝后3大学英语课从26个字母学起

　　我们上大学时英语课分快慢班。上慢班的同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我们就从26的字母学起。从大小书写到标准发音，从简单的会话到语法习惯对比。英语课上的是大课，全年级的慢班在一起，有五六十人吧，课上到一定时候就点名提问，每当Teacher Qi 边看花名册边要提问时，随着她“Comrade——”的拖音，坐在后排的李学锋呀叶耀东呀就会小声附和“Wangjian”，果不其然那个温柔的女音十有三四会叫到“Comrade wangjian”，于是我就在一片窃笑声中站了起来。

　　每次在上英语课时我都要竖起头发听。后来我问过祁老师为什么老点我名？她神秘地反问“难道要我点老字辈？再说你的名字简单”。原来如此呀。

　　大学的英语课从26个字母学起，如果撇开工农兵大学生不说，在正规教育的背景下，这种事情一定是空前绝后的。

　　空前绝后4边上课边系统修改教材

　　我们上大学入校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听重要广播，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公报。对这次扭转历史格局的会议，我们当时还无法理解它的重要意义，但有一点明显的变化是，当时我们已发下的课本中，老师说，凡是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部改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当时发过很多课本，一直到一两年以后，我们还经常看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那些课本。

　　一个时代转变的烙印，其实就是那么两句话的差异。

　　还有更离奇的事。我们上党史课，讲到“刘少奇反革命路线”一章，老师说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这样的课我们从小学时就开始听过）。就在上了这堂课的当天晚上，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隔一天又上党史课，老师说这一章不讲了，等着改教材；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刘少奇作了新的评价。

　　边上课边改教材，而且是系统地改，这在大学教材史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

　　空前绝后5她们的才华与命运

　　一晃就大学毕业了。临别相惜，何时再相聚。

　　1992年，有李建中、汪振序等热心的同学倡导搞毕业十周年重返桂子山（母校所在地）活动，在八月桂花飘香的季节，有二十几人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叙旧、感叹和展望之后，大家又约定再过十年再相聚。

　　这次聚会，周大宇和吴柳同学因有事没来。

　　周大宇是我们的班长。他在入学前就是湖北省天门县一所中学的校长，毕业时被分配回到家乡，不出两年，成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第一次十年聚会他没来，第二次聚会前，李建中、喻景树两同学专门开车去荆州请他，他还是不肯来，这与他以前乐观、开朗的性格判若两人。我至今不明白他拒绝与同学交往的原因，只是毕业聚会，班长没有参加总让人感到缺憾。

　　如果说周大宇是大哥级的人物，吴柳则是我们的大姐。她学习成绩好，为人热情，处世严谨，言行举止都是大家风范。毕业后吴柳分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从助教到讲师再到教授，从教研室主任到系主任再到副校长，短短的十几年她就完成了学术地位和行政职务各两个三级跳。我们班的同学不乏中学校长、技校校长，但就在我们以为我们班将产生第一位大学校长时，不幸的消息传来：吴柳同学因病去世。

　　那是1999年的事。吴柳入学时是25岁，去世时46岁，据说她的英年早逝与她的工作过度劳累有关。而她是答应过同学们的，第二个十年聚会她一定会来。

　　不能参加第二个十年聚会的还有禹平。在第一个十年聚会的1992年，我在海南出差，余金彪同学骑一台红彤彤的摩托车赶到我的驻地，车后座还有一位女士，等防护头盔一摘下，我一眼认出她是禹平！原来她从郑州大学辞职，随她先生下海来了。禹平的先生温文尔雅，一表人才，与禹平的高贵端庄相得益彰，我很羡慕他们过得如此和谐。没想到没过多久，突然传来一个噩耗：禹平同学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学们都在揣测禹平自杀的原因，我心里清楚：禹平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她把自尊看得高于生命，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她的自尊，她才作出如此选择。

　　自古才女多薄命，这就是吴柳，这就是禹平。我有时想，如果当年她们不上大学，她们的生命可能不会如此脆弱。

　　回忆起我的大学生活，回想起我的大学同学，我心之苍茫空前绝后。

　　《恢复高考30年征文大奖赛》周一至周五刊出。欢迎来稿，投稿邮箱xinlanxiang@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