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张爱玲（下）

　　▲张爱玲致庄信正手迹

　　▲张爱玲送给庄信正太太的照片

　　与张爱玲晚年通信最多的是英美文学专家庄信正先生。庄先生曾接替他的恩师夏济安先生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这个职位后来又由张爱玲接替。庄先生对张先生始终执弟子之礼，维持了半师半友的交谊。从1966年到1994年近30年，张爱玲给庄信正先生写了84封亲笔信，内容涉及在美国找工作，搬家、收集资料等。目前，这批珍贵的信件正在《书城》杂志连载。

　　张爱玲生前私人物品

　　2005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子善主编的张爱玲作品集《沉香》，该书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披露了张爱玲生前私人物品的一些照片。据介绍，这些私人物品是当年张爱玲过世后，由遗嘱执行人运至香港交给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宋淇夫妇的，其中有服饰、鞋子、眼镜、手表、笔、化妆品等。

　　祝勇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 （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44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 （同上，第137页），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同上，第144页）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 （同上，第149页）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来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同上，第154页）

　　六

　　“张爱玲来美国时一名不闻。全美国没人知道他。”我对安德鲁说。坐在汽车后座上的维廉插嘴：“我们同张爱玲一样。”我疑惑地看他。他说：“首先，因为我们在美国；第二，全美国没人知道我们。”我们大笑。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候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Ferdinand Reyher?熏1891－1969）。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9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31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水晶送书给她，她退回来。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胡兰成说：“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 （胡兰成：《评张爱玲》，《张爱胡说》，第194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她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短的片段形式” （见2006年10月6日台湾《中国时报》），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1961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为张爱玲设一专论。他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ｎ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ｌ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基本是本不朽之作。”夏济安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翻译了这段论文，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张的小说才开始在台湾重获出版。

　　八

　　我晚于张爱玲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2025 Durant Av. Apt.307/Berkeley?熏CA94704）；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645 Bush Streｅt?熏SFC），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安德鲁，这位柏克莱大学东语系的名教授，是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划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1959年4月，张爱玲和丈夫赖雅乘廉价的“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自洛杉矶迁居至旧金山。先在鲍威尔街（Powell Street）一家小旅馆中落脚——我每次乘Bart从柏克莱去旧金山，都在这里下车——后在这里租到一间小公寓。他们在此住了很久，一直到迁居柏克莱。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金锁记》，见《上海两“才女”——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第79页，花城出版社，广州，1994年版）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里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十年，然后，离开。

　　九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6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公寓里死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27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