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维：我的手表停在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 有人称他是“(20世纪)四十年代男版张爱玲”。

　　● 陈子善说：他的小说是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美的收获之一”。

　　● 改革开放之后，他重新焕发创作热情，出版长篇小说《名门闺秀》和中篇小说《伤心碧》、散文集《人书俱老》。

　　在北京一家饭馆里，85岁的李君维先生在怀老上海的旧，他28岁时就从上海移居北京，谈得最多的还是28岁以前的故事。他曾说：“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好像定格在二十世纪，我的手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停止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比李君维只大两岁的张爱玲开创了一股新风气。1947年，李君维在《张爱玲的风气》中说：“我是个不懂文艺理论的人，可是我总感到新文艺作家像个老处男，太多洁癖了。有了这些洁癖，叫人处处受了拘束。于是再回头看张爱玲的东西，真感到诧异：‘这也可以写进小说里去吗？’张爱玲把那些新文艺作家因洁癖而避免的题材，她全取了过来。我们太胆怯了，我们要问：‘这可以写进正经文章里去吗？’可是我们忘记了问：‘这是不是现实的？’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此前的一年，署名兰儿的《自从有了张爱玲》一文中说：“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是‘新鸳蝴派’，因为她另有一番琐屑纤巧的情致，后起而模仿者日众，觉得最像的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张派文章里小动作全给模仿像了。”

　　东方蝃蝀是李君维当年写小说时用的笔名，蝃蝀二字出于《诗经》卷三：“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朱熹的注解：“蝃蝀，虹也。”李君维解释，当年用这个笔名，是从张爱玲那里启发而来的，用怪僻的笔名无非是想引人注目。时间走过了半个世纪，李君维才重新为世人所注目。近年来，“男版张爱玲”似乎成了李君维的称号。对此，李君维淡淡一笑：“我不大愿意这样被炒作。”

　　即使是这一次采访，如果不是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的热情引见，李君维也是不大愿意的。他和辛丰年早年都曾受业于王蘧常先生，却未见过面，只是在文字上神交有日。李君维把这次采访当作聊天：“我挺喜欢跟年轻人聊天，因为跟外面接触比较少。”

　　多年来，李君维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每天散步、读书、看报，偶尔会友。对远在纽约的老友董鼎山和上海的何为、秦绿枝等言下深为思念。闲聊中，他好奇地问：“现在新名词很多，像‘八卦’、‘狗仔队’到底是什么意思？”

　　潜移默化接受中西文化熏陶

　　李君维祖籍浙江慈溪，1922年生于上海，父亲为建筑工程师。中学年代，李君维就读光华大学附中，1941年考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5年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有一位老师也是辛丰年先生的老师——王蘧常先生？

　　李君维：王蘧常先生是我初中时的国文老师，我向他学习古文。他是有名的书法家，上海、杭州等地到处都有他的字。他教我的时候，没有那么大名气，教得挺好，他对我学习古文的影响挺大。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学外文？

　　李君维：初中就读，我读书也不是太用功，可是我的语文考得蛮好，老师也是蛮喜欢我，只有数学不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数学不及格，差一点不能毕业，要补考。(大笑)一直到现在，我的数字概念极差。物理我也实在搞不懂。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考大学？

　　李君维：我先考大同大学，后来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在圣约翰大学念经济系，我现在对经济一点都不懂。

　　南方都市报：怎么会去读经济系呢？

　　李君维：是因为找职业的问题。读经济系毕业了可以到银行当职员，比较好找工作。读文学可以说没有地方找工作，跟现在不一样。我为什么对文学感兴趣呢？第一，受老师的影响。第二，看书。我父亲比较开明，我家里有《新月》杂志，有好多小说，还是新文艺的小说，有鲁迅、郁达夫的小说，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我从小就爱看这些书。而初中的时候住校，我经常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看。

　　南方都市报：进入圣约翰大学时，觉得学校的学风怎么样？

　　李君维：圣约翰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选课比较自由宽松。我在经济系，学古典经济学，学满了必修课的学分之后，可以随便选学。我就选读了不少英美文学课程。

　　南方都市报：当时有哪些老师给你印象深刻？

　　李君维：有一个女老师彭望荃。她是苏州人，出身名门，苏州城里有个“旗杆彭家”，当地老人都知道，彭家出过几代状元，是官宦人家。彭望荃老师是早年的美国留学生，回国后，曾与林语堂在上海办过英文期刊。我在她家看到过林语堂写赠她的书法条幅，称她为“学姐”。她不仅教我英语，还教我为人。在她家的茶会上，在轻松、隽永的谈话中，我学习了礼仪和礼教，学习了书里书外的各种知识，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西文化的熏陶。

　　受张爱玲的影响是不否认的

　　李君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读到校友张爱玲在上海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大为欣赏。其后在同学炎樱引见下，偕同董乐山拜访过张爱玲。在朋友的邀约下，李君维于1946年开始写小说，取了一个怪僻的笔名“东方蝃蝀”，无非是想引人注意而已。194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20世纪80年代起，该书引起当代学者张颐武、吴福辉、陈子善等注目，撰文评论。1998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一书中说：“兼有通俗、先锋品格的作家，……尤其是东方蝃蝀，仅一册《绅士淑女图》，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东方蝃蝀在意像的选择和营造方面，也和张爱玲一样与现代主义相通。”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看张爱玲的小说？

　　李君维：1942年，在《杂志》上看的，那时候我进大学不久。

　　南方都市报：当时觉得她的小说怎么样？

　　李君维：一看就挺喜欢。第一，因为她写的生活我比较熟悉，比如说，她的《半生缘》里的老太爷有一妻一妾。这种情况我们亲戚中也有。老太爷终年住在小公馆里，大太太那边很少去，但结发夫妻的名分是生死不渝的。第二，她的写法，你说她是新文艺吧，她有好多旧小说的笔法；你说她是通俗小说吧，她又不是通俗小说，跟张恨水不一样；你说她是正统小说吧，可是她又不正统。文字上很有魅力。她自己也说：我的小说老派的人看了，觉得是新派，新派的人看了，觉得是老派。(笑)这就是她的特点，所以我就很喜欢，还有人可以这样写小说啊！

　　我受她的影响那是不可否认的，是事实。可是报上炒作是什么“男张爱玲”，我是不大愿意。

　　南方都市报：当年张爱玲在上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李君维：她死了以后的影响比活着的影响大。她出国以后的影响比出国以前的影响大。她当时就是一个作家。当时在敌伪统治之下，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这样一个人出来，就引起人们注意。喜欢读她作品的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大学生、爱好文艺的人，一般的市民不一定知道。

　　南方都市报：张爱玲也是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

　　李君维：对，我见过她，在大学就见到她，她比我大两岁，但到圣约翰大学的时间跟我差不多，可是她没有毕业。为什么知道她呢？第一因为她发表小说，第二因为她这个人长得蛮高的。

　　南方都市报：相貌出众吗？

　　李君维：不出众。(大笑)

　　南方都市报：张爱玲成名以后喜欢穿些奇装异服？

　　李君维：对，她在学校里还不是太奇装。有一次，在马路上看见她，穿得特别出奇，穿一件欧洲古代的内衬鲸骨架子撑开的长裙。人家是长裙子，她把它改成短裙，齐膝盖又把宽大的裙摆缩小，像一个灯笼。(笑)还有一次，《倾城之恋》她是自己改编成话剧上演，老板是原来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请她吃饭，想请她设计戏里的服装。那天她就穿着清朝古色古香的衣服，那老板一看，大吃一惊，不敢让她设计了。(笑)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炎樱带你去见张爱玲的？

　　李君维：对。那时候我少不更事，不是准备去采访，只是抱着好奇心去看一看，随便聊聊，所以没有交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她也不太满意：“我又不是动物园的动物。”(笑)我跟炎樱比较熟，炎樱胖胖的，性格很开朗，而且她不大会中文，那时候我们叫她印度人，张爱玲后来说她是斯里兰卡人，她妈妈是中国人。1949年以前我跟炎樱经常有交往，1949年以后就没有来往了。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

　　李君维：1946年，我毕业之后写小说。

　　南方都市报：是自己想写还是人家约的？

　　李君维：第一次写可能是这样：有一个人叫马博良(即香港诗人马朗)，是广东人，也是圣约翰大学同学，比我年龄小，但是出道早，特别能干。他办一个刊物，组织我写稿，我那时候有点懒散，有人约我就写，没有人约我就没有写作兴奋。也可以说我自尊心太强，自己主动去投稿总会顾虑人家欢迎不欢迎。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都是在上班之外写的？

　　李君维：都是上班之外写的。我的小说就是在1946年到1949年写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写小说有没有一点玩儿的意思？

　　李君维：有点玩儿的意思。只是喜欢写作，兴到为之，率性而为。

　　南方都市报：写的都是上海的题材？

　　李君维：对，写的都是熟悉的。我从小生长、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人和事比较熟悉。听上海人讲几句话，我就可以想像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去模仿张爱玲？

　　李君维：没有刻意模仿，喜欢她的文笔，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影响。

　　南方都市报：其实张爱玲的笔法也是从《红楼梦》那一路化出来的。

　　李君维：对。还有一些外国的笔法。

　　“冯亦代对我人生影响很大”

　　大学毕业后，李君维到《世界晨报》工作，业余从事写作，他自述：“沉溺在小说世界，沉溺在现实与想像、人生与艺术、真与美的交织之中，仿佛伴随着细细的江南丝竹，我感到阵阵喜悦，丝丝幸福。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李君维自认不擅交际，冯亦代、姚苏凤、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何为、秦绿枝等人是他时时念想的知交。

　　南方都市报：抗战爆发时，你15岁，了解当时的局势吗？

　　李君维：那时候蛮懂事了。上海虽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可是主流文化是左翼的，所以我们受到左翼文化、抗战文艺的影响。现在分析起来，出发点主要是抗战、救亡。商务印书馆出的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时候年轻人看了，如痴如醉。现在这本书好像很少人提了。

　　南方都市报：有一个说法是，从北伐胜利到抗战爆发前，上海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李君维：对呀，那时候上海比香港强得多，上海人看不起香港的。(笑)文化事业发达，那时候美国文化进来比较多，我看了许多好莱坞电影。我看美国的刊物，上海的图书馆进书很快，书店进书也快，所以美国出什么书，在上海马上就知道。毛姆的《刀锋》在美国出了没多久，这边就知道了，信息很快。在上海，土的、洋的、古的、今的，都可以并存。上海这个地方蛮奇怪，吸收能力特别强。除了江浙各种地方戏曲和苏州评弹之外，北方的大鼓、蹦蹦戏(评剧)也能为上海人所接受。刘宝全、小彩舞、白玉霜在上海也大出风头。京剧更不用说了。30年代的上海，除了没有电视机外，什么电冰箱、录音机等家用电器都有。录音机是钢丝录音，笨重一点。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跟赵无极认识？

　　李君维：我是通过冯亦代认识赵无极的。他为我的小说集《绅士淑女图》封面作画。他刚到法国时还来过一封信，后来也就没有联系了。

　　南方都市报：朋友之中，冯亦代对你的影响很大？

　　李君维：冯亦代对我人生影响很大。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办一份小报，叫《世界晨报》。他搞翻译，抗战时期在重庆出了一本书，叫《守望莱茵河》，是美国作家丽琳·海尔曼写的。我买到了，我就翻翻看看，其中有一个英文“sister”，也可以叫姐姐，也可以叫妹妹，我不知道怎么地推算一下，他不知道把姐姐译成妹妹，还是把妹妹译成姐姐。就这么一个小事情。当时上海有一份小报，叫《辛报》，我通过董鼎山的关系在那儿写稿，就借这个事情发了一番议论。发表之后，他看见了，就问当时在该报工作的袁鹰说：“你认识这个人吗？”袁鹰说：“我认识。”“那你带他来见见。”袁鹰就约我去了，我那时候二十几岁，穿着西装短裤，(笑)去见冯亦代了。他看见我有点意外，没想到是个孩子，他问“你有工作吗？”我那时候从学校刚出来，没有工作。“那你到我们这儿来上班吧。”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怎么跟董鼎山认识？

　　李君维：我主要是跟他弟弟董乐山熟，我一直想写篇文章谈董乐山，但是熟人很难写，写生人还好一点，写熟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顾虑特别多，怎么写，怎么措辞，考虑得挺多。董乐山是1949年到北京的，比我早一年。哥哥董鼎山在纽约，弟弟董乐山在北京。我最早是认识董乐山，他跟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他那时候已经有点名气了，笔名叫麦耶，在上海的刊物《杂志》上写剧评、影评。上课的时候，他坐在我后排，我坐在前排，我带了一本书，大概是《维多利亚传》，是卞之琳翻译的。我上课以后偷偷看，他在后排看见了，问我借来看，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通过他认识他哥哥董鼎山。董乐山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比较有才，他的英语、翻译都不错，后来他得了癌症去世了。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和何为认识？

　　李君维：何为也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在中学就是同学了，他在中学时就有点名气了。何为现在上海，他的关系在福建，你可以去访问他，蛮有意思的。他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他青年时住的房子，还能留着，这蛮奇怪的。

　　南方都市报：我们在中学课本里读过他的《第二次考试》。

　　李君维：他蛮喜欢音乐的。他的儿子叫何亮亮。

　　南方都市报：何亮亮现在凤凰卫视。

　　李君维：何亮亮很聪明。他到香港《文汇报》之后，曾经在北京请我们吃过饭。他蛮有才气的，他没有访问汪道涵，到图书馆查资料，写了一本关于汪道涵的书，汪道涵很满意，只是指出一些技术性的错误。

　　和金庸一起进入《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风云变幻，在《世界晨报》关门后，李君维考入《大公报》。1950年，由冯亦代介绍，李君维移居北京，先后在文化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公司任职。李君维自述：“1949年后，我所写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只好收摊。”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焕发创作热情，写了长篇小说《名门闺秀》和中篇小说《伤心碧》。2005年，出版散文集《人书俱老》。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生活开始变化了吗？

　　李君维：变化蛮大的，纸币贬值，拿了工资以后马上换银元、美钞。

　　南方都市报：你毕业之后总共上过几个报馆？

　　李君维：就两个报馆，一个《世界晨报》，一个《大公报》。我比较适合做编辑，现在还可以跟你聊聊，年轻的时候看到陌生人，说不出话来。(笑)我不适合当记者。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怎么去了《大公报》？

　　李君维：我在《世界晨报》做到它关门，大概是1947年。后来去考《大公报》。

　　南方都市报：当时是跟金庸一起考的？

　　李君维：对，考翻译，就是把外国通讯社的东西翻译成中文。一屋子人考，最后取了三个人：我、金庸、蒋定本。我们都在国际部。

　　南方都市报：金庸当时什么样的？

　　李君维：当时蛮普通的。他能力比我强，他有报馆工作经验。我们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就说说笑话。后来把我调到本市版，我的顶头上司叫高集。金庸后来去了香港《大公报》，报馆派他去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从上海到北京是因为冯亦代介绍的？

　　李君维：1950年，是他介绍我到北京来的。年轻嘛，觉得到北京参加革命工作很好。冯亦代是民主人士，1949年就到了北京。我在文化部电影局当一名干部，写公文，一写好多年。后来就在中国电影公司工作。

　　南方都市报：1950年后的几十年有没有想过换工作？

　　李君维：那时候想得很少，没有办法跳槽。那时换一份工作很难，要通过组织，要服从组织分配。

　　南方都市报：刚从上海到北京时生活习惯吗？

　　李君维：不习惯，那时候北京不像一个大城市。生活是渐渐适应的。本来不吃蒜，到了这儿慢慢也吃蒜了。但是我写作的生活都是上海的，因为跟北京的老百姓很少接触，对他们的生活不熟悉。不过在这里我学习了北京话，对我写作有好处。

　　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后为什么不写小说了？

　　李君维：也不是完全搁笔了。五十年代初写过一个中篇《双城故事》，发表在上海的《亦报》，那是一张过渡性的小报。1957年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一篇《当年情》，陈子善说这是一个“异数”。(大笑)

　　南方都市报：1957年反右有没有受到影响？

　　李君维：没有，所以说是“异数”。(大笑)那个十年下放到湖北的咸宁，文化部系统的都下放到那里，有冰心、萧乾、王世襄他们。

　　南方都市报：在北京交往的老朋友有哪些人？

　　李君维：交往较多就是冯亦代、董乐山。

　　南方都市报：《人书俱老》这本书是怎么来的？从书里看出来，你和鲲西、辛丰年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深，又吸收了很多西方的笔法。

　　李君维：如果我们的风格都差不多，可能跟当年看的书、受的教育有关系。《人书俱老》是严晓星帮我出的，帮我收集、挑选文章，寻找相应插图，费了不少力。没有他，我根本不会出的。因为年纪大了，也不想发财，也不想出名，只想平静地生活。

　　南方都市报：你这样年龄，历尽沧桑，是否想写回忆录？

　　李君维：年纪大了，有时呆坐着会想起往事，往往触景生情，一段一段的，有连贯的，有不连贯的。也有冲动要写。不过我的经历平凡、平常，生活圈子狭小，交友不广，没有什么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事情好写。当然，一个普通人的回忆文章也很有意思，也可以反映出某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我迟迟未敢下笔，一是怕写不好，这类文章不易写好，二是怕精力不够。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很想写，已积累了一些素材，慢慢写吧。

　　李君维小传

　　李君维：笔名东方蝃蝀，1922年生于上海，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任上海《世界晨报》、《大公报》编辑、记者。1950年移居北京，先后在文化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公司任职。著有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长篇小说《名门闺秀》、中篇小说《伤心碧》、散文集《人书俱老》等。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感谢董宁文先生、严晓星先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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