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城市之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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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狮 作家
一桩发生在土耳其细密画家之间的连环凶杀案，穿越了几个世纪，在今天这个世界突然掀起一阵轩然大波，首先是在文坛，其次才是市井。宣扬这桩案子的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以酒馆说书人的遣辞用字、用浩浩荡荡的500页以文学的方式叙述了这则悬疑故事。如果要简单地复述一下案情，就要对帕慕克那繁复得像伊斯兰教堂花纹一样的语言进行去肌理去血脉。
16世纪末，深受威尼斯异教绘画影响的长者姨父大人，挑动苏丹制作一本画有苏丹肖像的手抄绘本。因为绘画理念和宗教信仰发生矛盾，为苏丹秘密制作绘制抄本的高雅先生被人杀死。杀人者从后面用石头突然袭击高雅先生的脑袋，将其砸碎，然后把他投入井中。接着，负责这个项目的姨父大人也相继被害。如果以今天这个时代的破案手段，现场就能寻获许多杀人者的蛛丝马迹，大作家帕慕克也许就没多少戏可唱了。忧郁青年黑受姨父大人生前召唤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家乡参与手抄绘本的创作，同时他想努力赢取失散多年的表妹谢库瑞的爱情。此时的谢库瑞寡居家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战场上生死未卜。凶杀案发生后，苏丹要求三日破案，否则唯全体细密画家是问。黑从细密画家又担当起了“皇家侦探”的身份，他以蝴蝶、鹳鸟和橄榄这三位优秀的细密画家为嫌疑开展真凶查证。在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的协助和指引下，凶手的绘画风格在一张画马的作品中露出了踪迹，黑顺藤摸瓜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逼迫真凶暴露出庐山真面目。
这桩案子并无出奇之处，纽约街头每天发生的凶杀案也许都比它扑朔迷离，可没有一桩像它一样风靡全球并且有持续的影响力。也许是因为那些案子没有经过帕慕克这样的大作家来讲述，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帕慕克把它讲得令人目眩神迷，欢乐、睿智，加上一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一只狗、一棵树、一枚金币、红色，两具尸体及死亡，甚至死者都站出来说话了，凶手也全都站出来了，靠着自己的经历与观察，仔细地告诉我们每一个蛛丝马迹。
帕慕克为他的这部以侦探悬疑的方式写出来的大作取了一个很魅人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红》。当然，瑞典文学院的老头们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脑子很清醒，并没把它当作侦探小说，而是这样评价它（以及帕慕克的其它作品），“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我们其实也知道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和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玩了一样的障眼法，把这部文学穿了一件花里胡哨的外衣，把它打扮成侦探小说的神秘模样。自从爱伦·坡发明了侦探小说以来，全世界不知道产生了多少侦探悬疑故事，读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传统文学的沉闷。一部悬疑小说拿在手上总让人放不了手，茶饭不思也要一口气读完，老是在心里疑问凶手抓到了没，到底是谁。帕慕克很懂得这样的噱头，另外他还知道一部小说要想抓住读者的心，必须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有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在里面穿插着，没有爱情，漂亮女人在一部小说里就显得多余，而如果把女人去掉，文学的世界就变成了纯粹的虚构，与现实的世界对照不起来。但爱情在这部小说里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那个侦探悬疑故事一样不重要。
扒掉《我的名字叫红》的那层侦探外衣，帕慕克在这部小说里叙述的爱情其实也并不好看。那位多情而又忧郁的青年黑也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痴情，“十二年前，就是在伊斯坦布尔，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的姨表妹”，他的表妹就是姨父大人的女儿谢库瑞。黑离开伊斯坦布尔仅仅四年之后，“我发现，我已渐渐淡忘了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小恋人的面容。”
“视绘画和快乐为个人世界之源泉”的黑虽然与细密画、细密画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贪恋的还是世间的情爱欲念。黑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然而奥尔罕·帕慕克赋予他的角色其实只是倾听：他是细密画艺术的倾听者和欣赏者，在不同的艺术见解之间摇摆不定；他又是爱情棋局中的被动者，自己的幸福甚至性命都听命于谢库瑞的聪明智慧。他因此被生命击垮而日益忧郁，在完成对整个故事的转述使命之后，最终沉溺于“欣赏图画不像是参与一场至今宫廷内依然风行的才华飨宴，而仿佛停驻于一个早已尘封在记忆中的甜美秘密”的心境之中，不求自拔。
女主人公谢库瑞是一位聪明果敢、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小女人，也是一个现实的行动者，她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实践着生命的可能性，在生活中寻觅快乐。把个人的命运和悲欢寄系于细密画的画家们不同，谢库瑞把自己的幸福投入到对爱情和婚姻的现实经营中：在还无法把握爱情的十二岁她拒绝了黑，长大后用以死相逼的手段让父亲同意自己嫁给了自己喜欢的英俊的土耳其骑兵，在丈夫失踪于战场后她依靠计谋从小叔子哈桑的逼婚中全身而退，在与归来的黑私会中她真切地感受到爱情的幸福，在父亲遇害后她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离婚、再婚以及复仇，为自己和儿子抢到了圆满的保证。
而所有的幸福都是她凭借自爱和母爱的力量从伊斯兰教权、父权和夫权那个敌对世界里主动争取到的结果，因为她对“真正的目标是快乐”有着纯洁、简单、执著的认定，谢库瑞，她选择的是生命的喜悦。
同样取名为“红”的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三部曲之一《红》里，女主人公清新脱俗得让人吃惊，她与老法官的微妙感情让人看后就像在春天淋了一场柔情细腻的雨。而《我的名字叫红》里的谢库瑞，在她和黑、哈桑及橄榄之间纠缠不清的爱情中，我们似乎没有多少感动，主要的原因是帕慕克在整部小说中用了一种不动感情的语调来叙述，这个爱情故事他同样讲述得也不动感情，因此我们读来也不动感情。帕慕克也无意给我们讲爱情故事，他目的也绝不是仅仅在于提供刺激却短暂的悬疑趣味，那么帕慕克的目的到底是要给我们讲什么？
帕慕克真正讲了一个哲思的故事，从细密画艺术由盛及衰的转折入手，通过叙述发生在细密画家之间的一次利害冲突，勾画出16世纪苏丹统治下伊斯坦布尔的时代风云际会及东西方文明的交锋。
数百年来吸取了波斯地区传来的灵感滋养、在伊斯坦布尔达到鼎盛时期的绘画艺术——细密画遭遇了欧洲法兰克画法的挑战，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痛苦选择。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和姨父大人就分别代表着细密画画法守旧与创新的两种势力。奥斯曼大师亲手训练成才的四位年轻大师蝴蝶、橄榄、鹳鸟和高雅却背叛了他，为多赚几枚银币，秘密地为姨父大人的手抄本绘制图画，并由此导致凶杀案的发生，敲响了细密画插图艺术走向衰败的丧钟。
具体分析橄榄对高雅先生和姨父大人的行凶动机，正是宗教信仰与艺术创作的冲突所导致的心灵焦虑造成了一位优秀艺术家的几近崩溃。作为杀人凶手的橄榄其实是一个极端虔诚的艺术信徒，他对自己的才华极端自负，他渴望拥有自己的绘画风格，渴望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毫无恐惧地绘画，并且坚信自己的作品应该得到应有的赏识和崇拜乃至流芳百世。所以，他不能允许高雅先生的告密引来宗教对艺术的迫害，同样他也不能容忍姨父大人出于个人虚荣带给细密画外来冲击的厄运。然而，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时，他却悲哀地发现了自己作为最后一代细密画家的失败宿命：即使能够扫清原教旨教派的阻挠、克服内心对宗教禁忌的怯懦，他费尽毕生能力和知识还是画不出一幅完美的自画像。细密画家们内心深沉的悲苦造就了细密画这一艺术形式所深蕴的忧郁灵魂。
在对凶杀案的发生、线索追查及至真相大白的叙述过程中，帕慕克的叙述重点并不在于悬疑破解的推理过程。他在刻意缓慢下来的节奏里，随处撒下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通过讲述细密画背后潜藏的关于爱和战争的古典伊斯兰故事，向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借由谢库瑞之口，对于受西方绘画技法冲击和被继任君王排斥而凋萎的细密画艺术，奥尔罕·帕慕克在书中说出了对传统艺术被后人彻底遗弃的遗憾：“就好像入夜后家家户户关起房门、城市陷入夜幕一样，绘画也已无人理会。人们无情地遗忘了，曾经，我们透过截然不同的眼光观看过世界。”
帕慕克48岁那年接受英国媒体的访问，谈到写《我的名字叫红》时他说，“当我书写时我想象最新的、有企图心的书，当然，我想到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为什么写都柏林……所以你感觉到了，你必须提出你的城市，造就他一如阅读巴黎或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或狄更斯的伦敦)为了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他的位置。”
帕慕克毫无疑问是想通过小说完成一次归乡之旅，他循着一颗忧郁灵魂的召唤，回到十六世纪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交错之下的伊斯坦布尔，以细密画艺术形式在伊斯兰世界的变迁为脉络，从而像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巴尔扎克之于巴黎、狄更斯之于伦敦，完成自己的文学史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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