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学”何以成了“妖孽”？

    □ 顾农

    “五四”先觉们为了推行白话文和新文学，曾经很激进地号召推倒文言文和旧文学，当时选中的首要打击目标有两派人物：一是以桐城派古文传人自居的林纾，一是大力鼓吹《文选》的黄侃、刘师培，当时分别称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两个名目后来流行甚广，但逐渐衍变成为指代他们所崇拜的文学流派，这种用法至今仍为人们耳熟能详。

    首先提出这两个名目来的是一向喜欢说重话的钱玄同，他在致《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信中写道：“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G ram m ar，今知其为修辞学，亦当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咒骂多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1917年2月)稍后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的《通信》中，钱玄同又说：“所谓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尝不在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也。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他之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都是指人而言，但也很容易被看成是这些人所代表的《文选》派骈文和桐城派古文。

    鲁迅晚年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着《文选》寻字汇的人们，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桐城谬种”主要指林纾，他是坚决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的；同时也兼指曾经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中大讲桐城派散文的几个教授。“选学妖孽”主要指刘师培、黄侃等人，他们二人当时都在北大任教，维护传统文化，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并共同主持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刊物《国故月刊》。刘师培乃扬州学派殿军，终身服膺其乡贤阮元的文笔之辨，坚持认为只有骈俪之文才算是“文”，散行之文不过是“笔”。这样的意思，他曾一再加以鼓吹和发挥。他自己的文章，也颇多《文选》气息。黄侃同样是崇拜《文选》的，在课堂上经常痛骂新文学和白话文。黄侃原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学问很大，此时却拜只比他长两岁的刘师培为师，向他学习经学。

    钱玄同也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与黄侃彼此都不大服气，甚至当面吵架，除了有点文人相轻的意思之外，文化思想的不同乃是主要的原因。相对而言，钱玄同及新文学派诸人对刘师培态度要客气一点，因为他不大骂人，而且很快就去世了。钱玄同晚年为编校刘师培的著作集(《刘申叔先生遗书》)投入过许多精力。到这时，“五四”的硝烟已经完全散去了。

    但是“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这两个名目继续存在，却渐渐脱离了先前所指之具体人物，而分别指古代文学中的两派：六朝骈文与唐宋散文。这种名与实的分离以及专门名词之内涵之转移，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很常见的情形。不管“选学妖孽”原指何人，就将“选学”看成“妖孽”，真所谓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并且竟然也就促成《文选》的研究沉寂了多年。

    ◎ 顾农，学者，著有《与鲁迅有关》等。